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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
荀子又在《天论》篇中说：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学家的“见”和“蔽”是联在一起的。他有所见，可是常常同时为其见所蔽。因而他的哲学的优点同时是它的缺点。
《庄子》的折中趋势
《庄子》最后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观点。这一篇实际上是先秦哲学的总结。我们不能肯定这位作者是谁，这并不妨碍他真正是先秦哲学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
这一篇首先区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对于它的研究称为“道术”；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面，对于它的研究称为“方术”。这一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一篇继续在“道”内区分本、末、精、粗。它说：“古之人其备乎！……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因此《天下》篇以为儒家与“道”有某些联系。但是儒家所知的限于“数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这就是说，儒家只知道“道”的粗的方面和细枝末节，而不知其精，不知其本。
《天下》篇继续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天下》篇接着做出了各家的分类，肯定每一家都对于“道”的某一方面有所“闻”，但是同时尖锐地批评了这一家的缺点。老子和庄子都受到高度的赞扬。可是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道家领袖的道术，也和别家一样，被说成“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也只是“道术”的一方面。这是含蓄的批评。
由此看来，《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说，儒家知道具体的“数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数度。换句话说，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
司马谈、刘歆的折中主义
这种折中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汉朝。《淮南子》，又名《淮南王书》，与《吕氏春秋》一样具有折中性质，只是更倾向于道家。除了《淮南子》，还有两位历史学家司马谈和刘歆，本书第三章曾提到他们，也表现出折中的趋势。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他的《论六家要旨》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往下指出了六家的优点和缺点，但是结论以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华，因此居于各家之上。
刘歆则不同，是一位儒家。他的《七略》，基本上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他论列了十家之后，写了一段结论，其中也引用了司马谈引过的《易大传》的那句话，然后接着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十家中略去小说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
这一切说法反映了，甚至在思想领域里也存在着强烈的统一愿望。公元前3世纪的人，苦于长期战祸，渴望政治统一；他们的哲学家也就试图实现思想统一。折中主义是初步尝试，可是折中主义本身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系统。折中主义者相信有全部真理，希望用选取各家优点的办法得到这个真理，也就是“道”。可是他们由此而得的“道”，只怕也只是许多根本不同的成分凑成的大杂烩，没有任何有机联系... -->>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
荀子又在《天论》篇中说：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学家的“见”和“蔽”是联在一起的。他有所见，可是常常同时为其见所蔽。因而他的哲学的优点同时是它的缺点。
《庄子》的折中趋势
《庄子》最后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观点。这一篇实际上是先秦哲学的总结。我们不能肯定这位作者是谁，这并不妨碍他真正是先秦哲学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
这一篇首先区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对于它的研究称为“道术”；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面，对于它的研究称为“方术”。这一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一篇继续在“道”内区分本、末、精、粗。它说：“古之人其备乎！……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因此《天下》篇以为儒家与“道”有某些联系。但是儒家所知的限于“数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这就是说，儒家只知道“道”的粗的方面和细枝末节，而不知其精，不知其本。
《天下》篇继续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天下》篇接着做出了各家的分类，肯定每一家都对于“道”的某一方面有所“闻”，但是同时尖锐地批评了这一家的缺点。老子和庄子都受到高度的赞扬。可是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道家领袖的道术，也和别家一样，被说成“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也只是“道术”的一方面。这是含蓄的批评。
由此看来，《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说，儒家知道具体的“数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数度。换句话说，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
司马谈、刘歆的折中主义
这种折中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汉朝。《淮南子》，又名《淮南王书》，与《吕氏春秋》一样具有折中性质，只是更倾向于道家。除了《淮南子》，还有两位历史学家司马谈和刘歆，本书第三章曾提到他们，也表现出折中的趋势。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他的《论六家要旨》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往下指出了六家的优点和缺点，但是结论以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华，因此居于各家之上。
刘歆则不同，是一位儒家。他的《七略》，基本上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他论列了十家之后，写了一段结论，其中也引用了司马谈引过的《易大传》的那句话，然后接着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十家中略去小说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
这一切说法反映了，甚至在思想领域里也存在着强烈的统一愿望。公元前3世纪的人，苦于长期战祸，渴望政治统一；他们的哲学家也就试图实现思想统一。折中主义是初步尝试，可是折中主义本身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系统。折中主义者相信有全部真理，希望用选取各家优点的办法得到这个真理，也就是“道”。可是他们由此而得的“道”，只怕也只是许多根本不同的成分凑成的大杂烩，没有任何有机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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