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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宦原本年事渐高，偏居安南而远离战患，本该是授徒传业之外就无欲无求了。但是这位主上的到来却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在这礼制败坏儒家衰微之世，将自己发自南疆的“丘学”在后世传扬下去，乃至史记留名的机会。
因此，这点心思就没有必要点破和揭穿了。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广府乃至整个两岭，再怎么好也不过偏安天下一隅的格局。唯有能够继续追随在那个人身边，才是得以搅动时代风云的核心所在啊。
——我是分割线——
接到来自广府方面，用壁板信号机送来的夏末收成统计后，周淮安才重重的嘘了一口气。至少不用再担心因为一场珠江流域的大水，或是湘水流域的泛滥，所造成的而库存清空危机了。
岭东十三州入库后的粮食结余十六万担，再加上岭西八州，安南等地的输送数字；因为连续出征和后续地方的平定、维持和军管，在太平军的圣库体系中，一直徘徊在亏空状态下的粮食储备量，总算是回到了危险线以上。
这样的话就不必再追加征收那些屯田所的户口余粮，与集体农庄里的公用积存了；毕竟，名为民望人心的公信度和口碑这种东西，消耗起来固然快，但是恢复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也不用继续抽调那些用来调剂市面和应急备荒，以及为大型工程进行前期准备的物资储备；以及那些已经被耽搁的工程进度和暂停项目，也可以迅速恢复起来了。
而截至八月初的太平圣库中财政收入，也达到了六百零九万缗/贯，其中最大的一块依旧是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参与海贸，以及在各处控制的港市当中所获得的商税、船税和其他特产的附加税。
至于丁税（乡村）和户税（城镇）等名目，可以说是被压缩到了略胜于无的比例和程度了；依旧被保留下来的缘故，只是为了体现政权的控制力和日常存在感而已。
相比之下，广州、交州、潮州、雷州等各处港市的交易量，这些年有所持续增长；但是市舶、商椎两大部门的收益反而有所下降；当然了，这主要是太平军的贸易船队，逐渐介入和深化到各个领域当中的缘故。
另一方面，则是现有航路贸易量和市场规模，以及对应的产能规模，已经稳定下来变成细水长流的大宗往来，而需要继续面向海外开拓更多新兴市场和贸易空间的原因。
事实上，虽然收益的名目不少，太平军的财政账目一直处于微量到少量的赤字状态；因为只要收益和进项给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马上投入到预设好次序、日程的待办事项和工程中去。
这个固然是有某种意义上劳民伤财之嫌，但是一种短期内迅速催生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限的办法或者说措施。只有频繁流动起来物产和财富，才能在转化成其他事物过程当中，创造出更多衍生价值来。
荀子对于国家税收和运用上的态度在《王制篇》里面很清楚。
称王天下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
自己的箱子已装足了，仓库已塞满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
所以当权者搜刮民财以致灭亡，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因而富强。搜刮民财，实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亡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所以贤明的君主是不走这条路。
传统封建农业体系下，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小农是不花钱的；一个国家里面若是大量人根本不花钱，那就说明这个国家里面大部分人都游离在负责发行货币的朝廷体系之外。
那就意味着巨大资源利用和动员能力的缺失，以及相应天灾人祸等意外风险承受能力的脆弱。任何王朝末期的崩溃，就是从这些因素上不断叠加到量变成为质变开始。
如今的唐末天下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灾害不断而社会矛盾激烈，却没有相应资源流通互补的渠道，以及政权自上而下的调剂能力来环节；
所以农民起义军总能够在转战中获得足够主场和顺势，然后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和补充，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做大，而此起彼伏令拥有强兵猛将的朝廷剿之不尽。
话说回来，
现如今的岭外之地，直接向太平军政权交税和服役的在册人口，也达到了九十七万有余，主要集中在岭东和岭西北部，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分布在各地屯庄当中；这也是实打实可以随时动员和调集的青壮人口基数。
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受过集体教育和初级军事训练的优质兵源，但只有在遇到重大危机或是持续的严重损失时，才会以生产停顿为代价全面的发动他们。
剩下的人口，则是大多数分布在上百处的城邑和数倍于此市镇当中；只要浮出一定资源和社会职能缩减、缺失的代价，同样能够把其中大多数人发动起来，而承当起中短期的集体劳役和地方守备力量补充。
至于上有一些在编列之外，散布在广大偏远农村、山野的那些底层人口，太平军一时半会还不用指望他们作为兵源，只要确保在间接控制和有限影响力下，能够通过设立在要冲和路口的关所，按时交税和提供劳役便就好了。
然后到了湖南境内实际控制的七州大部之后，这个数字就缩减到了四十一万人左右；而在战乱频繁的江西五个州和江东三个州境内，也就是大约合计有二十九万人头；
倒是荆南境内的数字略多一些，光是荆州一地，就有十七万的在册赋税青壮；虽然从帐面上看光在岭內就有二十二州，上百万口编户，已然是具备一个五代割据大国的基础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光靠这些地方眼下的产出和分工，想要维持岭內三路将近五个军序的各地驻军，及其所需资源就已然很吃力了。
如今又背上了山道东道的襄州、随州、郢州、复州在内的等几个大包袱。所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岭外的持续输血和补充，才能将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编户齐民等各项措施推进下去。
直到从这些地方重新获得反哺的那一天。所以他还得省吃俭用的继续小心维持着自己的军地收支和财政平衡。
比如将动乱中发动起来的那些地方武装，重新整编裁汰和缩减后，一部分挑选补充主力军序，一部分编成生产驻屯或是守备部队，一部分有偿归遣原处去。
不过，继续保持低调行事而埋头发展生产，就不代表不能给那些部下和广大追随者们一些指望和预期了；所以周淮安很快就召集了襄州城中的将领，宣布了一个决定。
丘宦原本年事渐高，偏居安南而远离战患，本该是授徒传业之外就无欲无求了。但是这位主上的到来却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在这礼制败坏儒家衰微之世，将自己发自南疆的“丘学”在后世传扬下去，乃至史记留名的机会。
因此，这点心思就没有必要点破和揭穿了。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广府乃至整个两岭，再怎么好也不过偏安天下一隅的格局。唯有能够继续追随在那个人身边，才是得以搅动时代风云的核心所在啊。
——我是分割线——
接到来自广府方面，用壁板信号机送来的夏末收成统计后，周淮安才重重的嘘了一口气。至少不用再担心因为一场珠江流域的大水，或是湘水流域的泛滥，所造成的而库存清空危机了。
岭东十三州入库后的粮食结余十六万担，再加上岭西八州，安南等地的输送数字；因为连续出征和后续地方的平定、维持和军管，在太平军的圣库体系中，一直徘徊在亏空状态下的粮食储备量，总算是回到了危险线以上。
这样的话就不必再追加征收那些屯田所的户口余粮，与集体农庄里的公用积存了；毕竟，名为民望人心的公信度和口碑这种东西，消耗起来固然快，但是恢复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也不用继续抽调那些用来调剂市面和应急备荒，以及为大型工程进行前期准备的物资储备；以及那些已经被耽搁的工程进度和暂停项目，也可以迅速恢复起来了。
而截至八月初的太平圣库中财政收入，也达到了六百零九万缗/贯，其中最大的一块依旧是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参与海贸，以及在各处控制的港市当中所获得的商税、船税和其他特产的附加税。
至于丁税（乡村）和户税（城镇）等名目，可以说是被压缩到了略胜于无的比例和程度了；依旧被保留下来的缘故，只是为了体现政权的控制力和日常存在感而已。
相比之下，广州、交州、潮州、雷州等各处港市的交易量，这些年有所持续增长；但是市舶、商椎两大部门的收益反而有所下降；当然了，这主要是太平军的贸易船队，逐渐介入和深化到各个领域当中的缘故。
另一方面，则是现有航路贸易量和市场规模，以及对应的产能规模，已经稳定下来变成细水长流的大宗往来，而需要继续面向海外开拓更多新兴市场和贸易空间的原因。
事实上，虽然收益的名目不少，太平军的财政账目一直处于微量到少量的赤字状态；因为只要收益和进项给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马上投入到预设好次序、日程的待办事项和工程中去。
这个固然是有某种意义上劳民伤财之嫌，但是一种短期内迅速催生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限的办法或者说措施。只有频繁流动起来物产和财富，才能在转化成其他事物过程当中，创造出更多衍生价值来。
荀子对于国家税收和运用上的态度在《王制篇》里面很清楚。
称王天下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
自己的箱子已装足了，仓库已塞满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
所以当权者搜刮民财以致灭亡，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因而富强。搜刮民财，实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亡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所以贤明的君主是不走这条路。
传统封建农业体系下，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小农是不花钱的；一个国家里面若是大量人根本不花钱，那就说明这个国家里面大部分人都游离在负责发行货币的朝廷体系之外。
那就意味着巨大资源利用和动员能力的缺失，以及相应天灾人祸等意外风险承受能力的脆弱。任何王朝末期的崩溃，就是从这些因素上不断叠加到量变成为质变开始。
如今的唐末天下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灾害不断而社会矛盾激烈，却没有相应资源流通互补的渠道，以及政权自上而下的调剂能力来环节；
所以农民起义军总能够在转战中获得足够主场和顺势，然后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和补充，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做大，而此起彼伏令拥有强兵猛将的朝廷剿之不尽。
话说回来，
现如今的岭外之地，直接向太平军政权交税和服役的在册人口，也达到了九十七万有余，主要集中在岭东和岭西北部，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分布在各地屯庄当中；这也是实打实可以随时动员和调集的青壮人口基数。
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受过集体教育和初级军事训练的优质兵源，但只有在遇到重大危机或是持续的严重损失时，才会以生产停顿为代价全面的发动他们。
剩下的人口，则是大多数分布在上百处的城邑和数倍于此市镇当中；只要浮出一定资源和社会职能缩减、缺失的代价，同样能够把其中大多数人发动起来，而承当起中短期的集体劳役和地方守备力量补充。
至于上有一些在编列之外，散布在广大偏远农村、山野的那些底层人口，太平军一时半会还不用指望他们作为兵源，只要确保在间接控制和有限影响力下，能够通过设立在要冲和路口的关所，按时交税和提供劳役便就好了。
然后到了湖南境内实际控制的七州大部之后，这个数字就缩减到了四十一万人左右；而在战乱频繁的江西五个州和江东三个州境内，也就是大约合计有二十九万人头；
倒是荆南境内的数字略多一些，光是荆州一地，就有十七万的在册赋税青壮；虽然从帐面上看光在岭內就有二十二州，上百万口编户，已然是具备一个五代割据大国的基础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光靠这些地方眼下的产出和分工，想要维持岭內三路将近五个军序的各地驻军，及其所需资源就已然很吃力了。
如今又背上了山道东道的襄州、随州、郢州、复州在内的等几个大包袱。所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岭外的持续输血和补充，才能将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编户齐民等各项措施推进下去。
直到从这些地方重新获得反哺的那一天。所以他还得省吃俭用的继续小心维持着自己的军地收支和财政平衡。
比如将动乱中发动起来的那些地方武装，重新整编裁汰和缩减后，一部分挑选补充主力军序，一部分编成生产驻屯或是守备部队，一部分有偿归遣原处去。
不过，继续保持低调行事而埋头发展生产，就不代表不能给那些部下和广大追随者们一些指望和预期了；所以周淮安很快就召集了襄州城中的将领，宣布了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