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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185]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186]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187]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188]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189]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190]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191]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192]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193]
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185]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186]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187]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188]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189]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190]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191]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192]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