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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老三说出自己真实身份之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讲述出了之前经历的一切。
要说出席老三的经历，就必须先了解大名鼎鼎的席家。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太平军进攻苏州一带时，洞庭东山的富室巨贾纷纷避难于沪上，并将资产转移到这儿开办起钱庄，由此即吸引了洞庭山同乡来钱庄谋事习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洞庭山帮”在上海钱庄业中声名隆起，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洞庭山的严氏、万氏、席氏、王氏、叶氏等家族于1880年之后在上海独资或合资开办的钱庄有数十家之多。
在洞庭山帮中，席家开设的钱庄也占有一定份量，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开设过钱庄，在席氏子弟中，还出现了多位专门经营钱业的人才，如席季明、席润身、席启孙等。
而大买办席正甫，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买办：指中国近代史上，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有点类似于现在做外贸的，不过相对来说买办的社会地位要高上许多，因为他们通常外语能力非常强，在当时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时候属于凤毛麟角，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另外一方面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除此之外，这些买办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1874年，清政府面临沿海防务上的危机，向汇丰银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数额达200万两之巨，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国银行借款。
当时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心里没底了———不借吧，怕得罪了朝廷；借吧，这么大的款项，何时才能收回？英国老板能同意吗？一旦收不回，当买办的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思来想去，就找了当时的跑街席正甫作替身去天津联络。
精明的席正甫认为，朝廷有求于汇丰，不正可以借此沟通汇丰与朝廷的关系吗？
天津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衙门所在地，到了天津席正甫明白了，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清廷必须购买大批军火，如果汇丰不能借款，清廷将向其他外资银行贷款。
经过反复交涉，席正甫终于办成了这笔借款，条件是清廷必须付出高出行市几乎一倍的利息，分10年还请，以盐税作担保。
这个大项目拿下来，显示了席正甫的胆识和才干，不仅受到了汇丰银行高层的重视，也受到了清廷的赏识。这么一来，王槐山的买办位子就坐不住了，卷铺盖回老家了。
而席正甫则自然而然地坐上了汇丰买办的位子，一坐就是30年。
除了席正普之外，大哥席嘏卿、三弟席缙华，还有过继给他人的四第席素恒（后改名沈吉成），都曾经出任大买办。
于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为中心，洞庭山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买办集团”。
席氏家族迅速在国内银行中产生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席德懋一家与宋子文家族很早就有联系，席德懋原与宋子文同过事，后他的女儿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席德柄与宋子文又是在美留学的同学，关系自然非比寻常。
1949年中外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豪门》一书，解析民国时期宋氏等家族财团的形成，里面有一句话提到：“中国的财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围，用血缘与裙带，联成了一个中国式的独占财团。”
宋子文是民国第一财神爷，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他所倚重的人物之一就有来自洞庭席氏家族的席德懋（席正普的长孙），席德懋的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裙带”。
也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席家的地位极高。
权贵之间关系只要没有利益冲突，一般都会努力处好关系，席家和聂家也是一样，在上海的时候，因为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甚至还经常有合作（席家是大买办而聂家经营纱厂），双方关系很好。
但1937年以后，双方之间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37年，为了躲避日寇的锋芒，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席家和聂家一样，也一起转移到了重庆。
四大家族和八大世家一同抵达重庆，自然会重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时候，席家和聂家之间产生了冲突，不过当时是战争年代，保住家产和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双方始终保持克制没有闹翻。
1949年，GMD败退台湾，双方都留下了子弟潜伏在国内担任特务头子，聂家的子弟就是聂荣，而席家的子弟就是席老三。
席老三原名席劳，是席正普三弟席缙华的子孙，因为他在同辈中排行第三，“劳”又和“老”同音，所以别人都叫他席老三，久而久之，席劳这个名字都被人淡忘了。
席老三并不是席缙华的嫡孙，而是偏房所生，刚生下来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一命呜呼，算命先生说要取一个贱名才好养活，所以才取了一个单名“劳”字，意思就是他会操劳一辈子。
因为是偏房所生上面又有两个哥哥，席老三没有任何继承家业的机会，在家族中也没有受到什么重视，不过好在他的母亲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但请了老师专门教他读书识字，还请了武师教他拳脚。
在母亲看来，不管自己的儿子以后有没有继承家业的机会，让他习文学武总归没有坏处。
不过如果母亲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做出这个决定。
席老三说出自己真实身份之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讲述出了之前经历的一切。
要说出席老三的经历，就必须先了解大名鼎鼎的席家。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太平军进攻苏州一带时，洞庭东山的富室巨贾纷纷避难于沪上，并将资产转移到这儿开办起钱庄，由此即吸引了洞庭山同乡来钱庄谋事习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洞庭山帮”在上海钱庄业中声名隆起，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洞庭山的严氏、万氏、席氏、王氏、叶氏等家族于1880年之后在上海独资或合资开办的钱庄有数十家之多。
在洞庭山帮中，席家开设的钱庄也占有一定份量，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开设过钱庄，在席氏子弟中，还出现了多位专门经营钱业的人才，如席季明、席润身、席启孙等。
而大买办席正甫，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买办：指中国近代史上，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有点类似于现在做外贸的，不过相对来说买办的社会地位要高上许多，因为他们通常外语能力非常强，在当时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时候属于凤毛麟角，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另外一方面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除此之外，这些买办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1874年，清政府面临沿海防务上的危机，向汇丰银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数额达200万两之巨，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国银行借款。
当时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心里没底了———不借吧，怕得罪了朝廷；借吧，这么大的款项，何时才能收回？英国老板能同意吗？一旦收不回，当买办的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思来想去，就找了当时的跑街席正甫作替身去天津联络。
精明的席正甫认为，朝廷有求于汇丰，不正可以借此沟通汇丰与朝廷的关系吗？
天津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衙门所在地，到了天津席正甫明白了，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清廷必须购买大批军火，如果汇丰不能借款，清廷将向其他外资银行贷款。
经过反复交涉，席正甫终于办成了这笔借款，条件是清廷必须付出高出行市几乎一倍的利息，分10年还请，以盐税作担保。
这个大项目拿下来，显示了席正甫的胆识和才干，不仅受到了汇丰银行高层的重视，也受到了清廷的赏识。这么一来，王槐山的买办位子就坐不住了，卷铺盖回老家了。
而席正甫则自然而然地坐上了汇丰买办的位子，一坐就是30年。
除了席正普之外，大哥席嘏卿、三弟席缙华，还有过继给他人的四第席素恒（后改名沈吉成），都曾经出任大买办。
于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为中心，洞庭山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买办集团”。
席氏家族迅速在国内银行中产生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席德懋一家与宋子文家族很早就有联系，席德懋原与宋子文同过事，后他的女儿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席德柄与宋子文又是在美留学的同学，关系自然非比寻常。
1949年中外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豪门》一书，解析民国时期宋氏等家族财团的形成，里面有一句话提到：“中国的财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围，用血缘与裙带，联成了一个中国式的独占财团。”
宋子文是民国第一财神爷，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他所倚重的人物之一就有来自洞庭席氏家族的席德懋（席正普的长孙），席德懋的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裙带”。
也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席家的地位极高。
权贵之间关系只要没有利益冲突，一般都会努力处好关系，席家和聂家也是一样，在上海的时候，因为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甚至还经常有合作（席家是大买办而聂家经营纱厂），双方关系很好。
但1937年以后，双方之间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37年，为了躲避日寇的锋芒，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席家和聂家一样，也一起转移到了重庆。
四大家族和八大世家一同抵达重庆，自然会重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时候，席家和聂家之间产生了冲突，不过当时是战争年代，保住家产和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双方始终保持克制没有闹翻。
1949年，GMD败退台湾，双方都留下了子弟潜伏在国内担任特务头子，聂家的子弟就是聂荣，而席家的子弟就是席老三。
席老三原名席劳，是席正普三弟席缙华的子孙，因为他在同辈中排行第三，“劳”又和“老”同音，所以别人都叫他席老三，久而久之，席劳这个名字都被人淡忘了。
席老三并不是席缙华的嫡孙，而是偏房所生，刚生下来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一命呜呼，算命先生说要取一个贱名才好养活，所以才取了一个单名“劳”字，意思就是他会操劳一辈子。
因为是偏房所生上面又有两个哥哥，席老三没有任何继承家业的机会，在家族中也没有受到什么重视，不过好在他的母亲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但请了老师专门教他读书识字，还请了武师教他拳脚。
在母亲看来，不管自己的儿子以后有没有继承家业的机会，让他习文学武总归没有坏处。
不过如果母亲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做出这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