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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好地址。”李华龙答道，“不过，也快了，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挺适合开超级市场的，正在谈购买旧楼的事情，就算谈好了，还要拆掉重建。”
“你不是说看淡房地产市场嘛，买旧楼重建的事情，可以缓一段时间啊！”李华文建议道。
“市场行情不好说，生意还得继续做啊。低买低卖，高买高卖，能赚钱就行了。”
三天后，即1月26日，若干较大客户拿支票到中区明德银号总行兑现，该行没有足够现款支付。
消息传出，大小客户纷纷涌至明德银号，当天下午，香港票据交换所宣布停止该银号的票据交换。
翌日，1月27日清早，明德银号总行门前挤满提款的人群。
中午12时，香港政府银行监理专员宣布根据银行业条例第13条，接管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挤提风潮掀起了1965年银行危机的第一波。
明德银号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初，早期专注美元汇兑，20世纪50年代以后积极投入房地产买卖。
李华龙觉得“不务正业”的明德银号倒闭是正常的，地产行情好的时候，明德银号拿着存户的存款去投资房地产，是能够赚钱，可当市场行情不太好，房价涨幅很低或者下跌了，需要向存户支付高息的明德银号很容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一块，就会连累一大片倒下。
明德银号虽拥有不少落成或在建物业，但已无力偿还债务，之前为了吸筹存款，这家银号向存户许诺了高额利息。
这些年，李华龙对香港的经济研究的比较透彻，香港是一座自由港城市，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比如港元和英镑挂钩时，英镑贬值会造成香港物价上涨。
相比大国的地产行业，香港的地产行业自我调节能力要差很多，市场行情好时，房价大涨，市场行情不好，房价暴跌。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房价也出现大跌大涨的情况，就算是改革开放后的华夏，房地产业也出现大跌大涨的情况，可见资本的逐利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李华龙就觉得香港银行业就暗藏杀机。
1961年，廖创兴银行被挤提破产，创始人廖宝珊脑淤血病逝。
为避免进一步的银行风潮，港英政府制定和通过了《1964年银行条例》，首次真正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并设立相应的监管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针对股本的要求（每家银行必须有500万股本要求），流动资金比例至少为25%，投资股票和房地产不能超过股本加储备积累的25%，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能超过总额的25%等等。
港英政府的想法很好，但结果却是致命的。
因为香港银行业在经历了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后，积累的问题反而全部暴露出来。
例如廖创兴银行在1960年的存款总额为1.09亿港币，但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和贷款就高达8200万，加上家族同时又有经营房地产，其内部的关联交易频繁，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复杂程度。
在缺乏存贷比、资本充足率限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限制、流动性限制等等必要的行业监管条件下，香港的银行，特别是华资银行的经营毫无稳健性可言，危机一触即发。
李华龙作为恒生银行的大股东，虽然他不参与银行的日常经营，但他没少花心思，让恒生银行变得更加稳健一些，增强抵抗危机的能力。
没有选好地址。”李华龙答道，“不过，也快了，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挺适合开超级市场的，正在谈购买旧楼的事情，就算谈好了，还要拆掉重建。”
“你不是说看淡房地产市场嘛，买旧楼重建的事情，可以缓一段时间啊！”李华文建议道。
“市场行情不好说，生意还得继续做啊。低买低卖，高买高卖，能赚钱就行了。”
三天后，即1月26日，若干较大客户拿支票到中区明德银号总行兑现，该行没有足够现款支付。
消息传出，大小客户纷纷涌至明德银号，当天下午，香港票据交换所宣布停止该银号的票据交换。
翌日，1月27日清早，明德银号总行门前挤满提款的人群。
中午12时，香港政府银行监理专员宣布根据银行业条例第13条，接管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挤提风潮掀起了1965年银行危机的第一波。
明德银号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初，早期专注美元汇兑，20世纪50年代以后积极投入房地产买卖。
李华龙觉得“不务正业”的明德银号倒闭是正常的，地产行情好的时候，明德银号拿着存户的存款去投资房地产，是能够赚钱，可当市场行情不太好，房价涨幅很低或者下跌了，需要向存户支付高息的明德银号很容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一块，就会连累一大片倒下。
明德银号虽拥有不少落成或在建物业，但已无力偿还债务，之前为了吸筹存款，这家银号向存户许诺了高额利息。
这些年，李华龙对香港的经济研究的比较透彻，香港是一座自由港城市，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比如港元和英镑挂钩时，英镑贬值会造成香港物价上涨。
相比大国的地产行业，香港的地产行业自我调节能力要差很多，市场行情好时，房价大涨，市场行情不好，房价暴跌。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房价也出现大跌大涨的情况，就算是改革开放后的华夏，房地产业也出现大跌大涨的情况，可见资本的逐利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李华龙就觉得香港银行业就暗藏杀机。
1961年，廖创兴银行被挤提破产，创始人廖宝珊脑淤血病逝。
为避免进一步的银行风潮，港英政府制定和通过了《1964年银行条例》，首次真正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并设立相应的监管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针对股本的要求（每家银行必须有500万股本要求），流动资金比例至少为25%，投资股票和房地产不能超过股本加储备积累的25%，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能超过总额的25%等等。
港英政府的想法很好，但结果却是致命的。
因为香港银行业在经历了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后，积累的问题反而全部暴露出来。
例如廖创兴银行在1960年的存款总额为1.09亿港币，但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和贷款就高达8200万，加上家族同时又有经营房地产，其内部的关联交易频繁，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复杂程度。
在缺乏存贷比、资本充足率限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限制、流动性限制等等必要的行业监管条件下，香港的银行，特别是华资银行的经营毫无稳健性可言，危机一触即发。
李华龙作为恒生银行的大股东，虽然他不参与银行的日常经营，但他没少花心思，让恒生银行变得更加稳健一些，增强抵抗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