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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摆脱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可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甚至是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伯温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里面的佼佼者。另外，朱元璋被胡惟庸紧紧地包围着，如此近的距离和频繁的往来，使朱元璋深陷其中，不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胡惟庸。正如那句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刘伯温一想到这里，就会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朱元璋太可怜了，离他最近的人，他看不清。离他远的人，他怀疑。每天想的不是做皇帝的荣耀，而是做皇帝的危险，很恐惧别人会效仿他，揭竿而起革他的命。朱元璋在刘伯温心中现在成了恐惧之神的奴隶。
想到这里时，刘伯温拼命地摇了摇头，使自己冷静下来，最近这段时间，他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做梦，又似乎在梦里思考，又似乎在思考中做梦。
他说：“但愿我想的是错的。”
刘伯温可能在朱元璋用相上想错了，但在朱元璋多年来对他的挤压上却没有想错，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谈洋事件发生后，朱元璋突然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暂停科举。
明帝国的科举是刘伯温亲自主持恢复的，时间在1370年阴历八月，首次科举考试，刘伯温就担任了主考官，并且在那一年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朱元璋对这一“事半功倍”的政治方略毫不动心。他曾说：“科举这玩意所招收的都是没有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这样的人当官，这不是害百姓吗？”
如果我们了解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内容，就会探析出朱元璋的奇怪心理。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同时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在这些书中，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说，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人民中，而且他很爱自己的人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是比猪还愚笨的。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灭亡他，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我来自人民，人民是最贵重的，而君主和人民一比，就是个贱货。朱元璋从最低贱的位置上崛起，是个货真价实的贱货，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居然又被看成是贱货，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据说，朱元璋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他的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用脚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八十五条统统删掉。
暂停科举，可能有孟子的功劳，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科举制是刘伯温恢复的。而那时正是谈洋事件甚嚣尘上之时，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刘伯温留下的痕迹之一——科举给暂停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在表现上越来越差，1373年正月，朱元璋在和浙江文人桂彦良聊天时，谈到天下文坛，桂彦良在这方面有谈论的资本。
桂彦良，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少时警敏异常，加之勤奋好学，成为当地的名人。参加科举，一举成名。曾在浙江教育部门工作过，见天下纷乱，按儒家最伶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思想的指引，回乡隐居。当他在隐居期间，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派人带着厚礼来请他出山。桂彦良吃不准这两人的前途，都婉拒。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帝国，桂彦良观望很久，慢慢发现朱元璋的潜力很大，但朱元璋不知道他，所以没有人来请。桂彦良等了好久，意识到张、方二人来邀请的历史已不会被朱元璋重演，就主动出来，跑到南京城向朱元璋要官做。朱元璋和他一谈之下，发现浙江的确是人才辈出之地，于是留下他，要他做了太子宫中的教授。桂彦良和宋濂成为同事，又是同乡，所以宋濂不遗余力地在朱元璋面前赞颂桂彦良的逼人才气。朱元璋说：“你们浙江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啊。”宋濂说：“这人不但才气逼人，而且嗓门巨大，就是沉在水底的死尸，经他一喊，也会被震得浮出水面。”
朱元璋不相信，就写了一首诗，命桂彦良在早朝时朗诵，桂彦良抓住这个机会，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于是，正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玄武湖水底的鱼都被震得晕了过去，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
男高音桂彦良于是得到朱元璋的赞誉，这不仅因为桂彦良的确才华横溢，而且还因为他那天生一副好嗓子。更因为，朱元璋的诗写得极臭，可经过桂彦良朗诵出来后，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其不意的好。
朱元璋在一次桂彦良吃润喉药物时，称赞他“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
桂彦良清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桂彦良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1373年时，真正了解刘伯温的人恐怕只有宋濂和朱元璋。彻底了解刘伯温并领教过刘伯温性格的人，都已作古。那都是旧社会的人和事了。
如果能把刘伯温在元王朝时期的同事从棺材里挖掘出来，问问他们对刘伯温的印象如何。他们肯定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刚毅慷慨的人，原则性强。每当讨论天下安危的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刘伯温像中了魔一样滔滔不绝，义形于色。
刘伯温的朋友们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好兄弟，对每个朋友都是用心结交，洞见肝腑。平生最重义气，坦坦荡荡，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敌人也不少。
刘伯温的乡亲们对刘伯温的印象是这样的：很守礼义，生活很朴素，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即使是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官回青田后，也从没有炫耀过他那尊贵的身份。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
，目的是摆脱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可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甚至是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伯温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里面的佼佼者。另外，朱元璋被胡惟庸紧紧地包围着，如此近的距离和频繁的往来，使朱元璋深陷其中，不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胡惟庸。正如那句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刘伯温一想到这里，就会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朱元璋太可怜了，离他最近的人，他看不清。离他远的人，他怀疑。每天想的不是做皇帝的荣耀，而是做皇帝的危险，很恐惧别人会效仿他，揭竿而起革他的命。朱元璋在刘伯温心中现在成了恐惧之神的奴隶。
想到这里时，刘伯温拼命地摇了摇头，使自己冷静下来，最近这段时间，他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做梦，又似乎在梦里思考，又似乎在思考中做梦。
他说：“但愿我想的是错的。”
刘伯温可能在朱元璋用相上想错了，但在朱元璋多年来对他的挤压上却没有想错，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谈洋事件发生后，朱元璋突然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暂停科举。
明帝国的科举是刘伯温亲自主持恢复的，时间在1370年阴历八月，首次科举考试，刘伯温就担任了主考官，并且在那一年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朱元璋对这一“事半功倍”的政治方略毫不动心。他曾说：“科举这玩意所招收的都是没有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这样的人当官，这不是害百姓吗？”
如果我们了解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内容，就会探析出朱元璋的奇怪心理。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同时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在这些书中，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说，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人民中，而且他很爱自己的人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是比猪还愚笨的。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灭亡他，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我来自人民，人民是最贵重的，而君主和人民一比，就是个贱货。朱元璋从最低贱的位置上崛起，是个货真价实的贱货，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居然又被看成是贱货，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据说，朱元璋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他的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用脚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八十五条统统删掉。
暂停科举，可能有孟子的功劳，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科举制是刘伯温恢复的。而那时正是谈洋事件甚嚣尘上之时，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刘伯温留下的痕迹之一——科举给暂停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在表现上越来越差，1373年正月，朱元璋在和浙江文人桂彦良聊天时，谈到天下文坛，桂彦良在这方面有谈论的资本。
桂彦良，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少时警敏异常，加之勤奋好学，成为当地的名人。参加科举，一举成名。曾在浙江教育部门工作过，见天下纷乱，按儒家最伶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思想的指引，回乡隐居。当他在隐居期间，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派人带着厚礼来请他出山。桂彦良吃不准这两人的前途，都婉拒。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帝国，桂彦良观望很久，慢慢发现朱元璋的潜力很大，但朱元璋不知道他，所以没有人来请。桂彦良等了好久，意识到张、方二人来邀请的历史已不会被朱元璋重演，就主动出来，跑到南京城向朱元璋要官做。朱元璋和他一谈之下，发现浙江的确是人才辈出之地，于是留下他，要他做了太子宫中的教授。桂彦良和宋濂成为同事，又是同乡，所以宋濂不遗余力地在朱元璋面前赞颂桂彦良的逼人才气。朱元璋说：“你们浙江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啊。”宋濂说：“这人不但才气逼人，而且嗓门巨大，就是沉在水底的死尸，经他一喊，也会被震得浮出水面。”
朱元璋不相信，就写了一首诗，命桂彦良在早朝时朗诵，桂彦良抓住这个机会，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于是，正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玄武湖水底的鱼都被震得晕了过去，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
男高音桂彦良于是得到朱元璋的赞誉，这不仅因为桂彦良的确才华横溢，而且还因为他那天生一副好嗓子。更因为，朱元璋的诗写得极臭，可经过桂彦良朗诵出来后，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其不意的好。
朱元璋在一次桂彦良吃润喉药物时，称赞他“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
桂彦良清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桂彦良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1373年时，真正了解刘伯温的人恐怕只有宋濂和朱元璋。彻底了解刘伯温并领教过刘伯温性格的人，都已作古。那都是旧社会的人和事了。
如果能把刘伯温在元王朝时期的同事从棺材里挖掘出来，问问他们对刘伯温的印象如何。他们肯定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刚毅慷慨的人，原则性强。每当讨论天下安危的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刘伯温像中了魔一样滔滔不绝，义形于色。
刘伯温的朋友们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好兄弟，对每个朋友都是用心结交，洞见肝腑。平生最重义气，坦坦荡荡，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敌人也不少。
刘伯温的乡亲们对刘伯温的印象是这样的：很守礼义，生活很朴素，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即使是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官回青田后，也从没有炫耀过他那尊贵的身份。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