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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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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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