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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
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