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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马赤军是在蒙古灭金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汉军是以汉人地主军阀的武装为基础，经过整编而成的部队。新附军是南宋投降后改编的部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骨干，主要驻防于京师和腹里，而汉军和新附军多驻江淮以南。
歧视汉民族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忽必烈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联合专政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刺丁继续守滇。对吐暮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由此可见，元朝政权的性质仍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忽必烈治国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平定诸王叛乱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败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运用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合马、桑哥事件元世祖对内镇压诸王叛乱和人民起义，对外穷兵黩武，因而财政拮据，迫切需要理财之臣。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宠信的三个理财能手。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任诸路转运使，他兴办铁冶，增加盐课，获得大利。忽必烈升他为中书平章。阿合马恃功骄傲，安插亲信，诬陷异己，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恶。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义将阿合马击杀。
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宠信他，但其他官僚纷纷上章弹劾，不到一年，卢世荣被杀。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财，任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财政危机好转。于是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继而清理江南钱谷，增加赋税、盐课，引起天下骚动，起义不断发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杀。
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源远流长。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应邀与阔端会晤。
通过协商，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冶之”。
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13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戌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泉州晋江县”。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
大一统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的回族，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渗透，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的新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
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蒙语音译，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400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海纳百川元朝就像一个大海，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
元代帝师——八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13万户。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尼哥与刘元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
。探马赤军是在蒙古灭金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汉军是以汉人地主军阀的武装为基础，经过整编而成的部队。新附军是南宋投降后改编的部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骨干，主要驻防于京师和腹里，而汉军和新附军多驻江淮以南。
歧视汉民族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忽必烈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联合专政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刺丁继续守滇。对吐暮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由此可见，元朝政权的性质仍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忽必烈治国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平定诸王叛乱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败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运用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合马、桑哥事件元世祖对内镇压诸王叛乱和人民起义，对外穷兵黩武，因而财政拮据，迫切需要理财之臣。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宠信的三个理财能手。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任诸路转运使，他兴办铁冶，增加盐课，获得大利。忽必烈升他为中书平章。阿合马恃功骄傲，安插亲信，诬陷异己，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恶。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义将阿合马击杀。
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宠信他，但其他官僚纷纷上章弹劾，不到一年，卢世荣被杀。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财，任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财政危机好转。于是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继而清理江南钱谷，增加赋税、盐课，引起天下骚动，起义不断发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杀。
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源远流长。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应邀与阔端会晤。
通过协商，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冶之”。
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13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戌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泉州晋江县”。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
大一统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的回族，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渗透，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的新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
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蒙语音译，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400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海纳百川元朝就像一个大海，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
元代帝师——八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13万户。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尼哥与刘元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