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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哈铭原本是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跟吴瑾等京营将领一样，都是吃明廷俸禄长大的蒙古人。他因为会说蒙古语，被俘后，一直留在朱祁镇身边充作翻译，被皇帝亲切地称为“哈回子”。他并未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维护朱祁镇，还险些因此被叛徒喜宁杀掉。
在险恶的处境下，君臣三人相依为命，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朱祁镇每每“独居氈庐，南望悒郁”，全靠袁彬和哈铭宽慰。喜宁抓住了二人后，“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当时情形千钧一发，喜宁将袁彬和哈铭捆了起来，打算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朱祁镇阻止不成，干脆不顾皇帝尊严，扑上去紧紧抱住袁彬、哈铭，喜宁无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赶到说情，才只好作罢。
瓦剌一方中，也先亲弟伯颜帖木儿及其妻阿挞剌阿哈对英宗君臣也极为友善。阿挞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纯朴天真，对天朝皇帝相当尊重。明朝使臣曾带来大量衣物送给朱祁镇，结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颜帖木儿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镇很不高兴，他见阿挞剌阿哈对自己态度恭敬，便让哈铭前去传话，要求阿挞剌阿哈将衣物归还。哈铭却不肯，还振振有词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夺食也。纵得之，非己有。”
朱祁镇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打了哈铭。阿挞剌阿哈知道后，忙将衣物追回，如数归还给朱祁镇。结果不等朱祁镇穿上身，喜宁又赶来将衣物全部抢走。朱祁镇这才感叹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敌人阵营中还有善人，朱祁镇当然也在阿挞剌阿哈身上打过主意，他命哈铭去游说阿挞剌阿哈，请她在丈夫伯颜帖木儿面前进言，设法放自己归国。
阿挞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为？虽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蜕，亦当进一言。”
伯颜帖木儿听了妻子的话后，没有明确回答，而是提了一只野鸡，来与朱祁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伯颜帖木儿打了个比喻：“大海水潮时，有一大鱼随潮落在浅水滩。彼大海中鱼，如何浅水中住得？这大鱼急还归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时到，潮水接着浅水，这大鱼还归大海也。上可宽心，时至自不能留。忧或成疾，悔无及矣。”意思是劝英宗耐心等待，时机一到，便可回朝。
为了安慰朱祁镇，伯颜帖木儿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饭菜汤水都是阿挞剌阿哈亲自动手操办。朱祁镇对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条件艰苦，即使是伯颜帖木儿这样的大贵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帐中，帐外便是牛羊马匹，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瓦剌的食物也尽是牛酪马乳、羊羔兽肉，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镇来说，那腥味简直难以忍受。有时候，朱祁镇还会想起后宫成群的美貌嫔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叹下泪，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后主“天上人间”的感慨。
每当这种时候，袁彬和哈铭便设法排解朱祁镇的苦闷。三人在瓦剌军的监视下，游览了不少塞外名胜，如汉朝的苏武庙、李陵碑、昭君庙等。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庙中供奉有他当年出使所持的旌节。而李陵碑除了纪念汉朝名将李陵外，据说还是宋将杨业一头撞死殉国的地方，碑下记有杨业殉国的年月及宋将潘美破番的事迹[11]。这些名胜古迹，以往汉人来访，都要徘徊凭吊，感慨万千。对于身份际遇特殊的朱祁镇而言，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而对英宗君臣来说，最难过的还是在德胜门外的那几个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却不得门而入。难怪跟着朱祁镇的袁彬向着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见，奈何？”
朱祁镇对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议和建议，不派重臣来迎驾是相当不满的。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也先的阴谋，但他还是因此而怨恨主战拒和的于谦。
等到喜宁在朱祁镇的精心计划下被杀，朱祁镇很为自己的智谋而得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
也先却是恼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挟持朱祁镇南下。大同总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亲，终于同意开城门迎接朱祁镇。那一刻，大同城门大开，朱祁镇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门在关键时刻关上了，也先发现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镇再一次被带回漠北。
几经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镇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几乎已经认定，也许这一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
此时，明朝北边军力经过兵部尚书于谦的大力整顿，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谦态度坚决，无论瓦剌采取什么手段，都坚决予以打击。瓦剌先后扰边，死伤颇多。也先再想像从前一样到中原掠夺财物，来去自如，已经不大可能。而瓦剌这样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要从内地获取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加上也先屡战屡败，在蒙古部落中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不得不开始考虑真心实意地与明朝讲和，送英宗皇帝回国。这样，至少每年朝贡能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马市也可以继续开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镇回国后，一定会与弟弟景帝朱祁钰争位，明廷也许会因此朝政大乱，这对瓦剌自然是极度有利的。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祁镇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这次不是来自也先的言而无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钰的态度。
也先决意与明朝讲和后，面子还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让他先派使臣到怀来贡马，借此试探明朝的态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师，要求同明朝讲和，并表示也先有诚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镇。
然而，此时的明景帝朱祁钰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天朝大国的势头。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掣肘？
虽则皇帝的私心众人都看在眼里，但朱祁钰却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礼部聚群臣商议迎回太上皇一事。议奏久而不决，自然因为景帝不愿意英宗回来的缘故。四朝元老吏部尚书王直实在忍不住了，遂率领群臣上奏，认为应该遣使往报。
朱祁钰得奏后，只派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出面，质问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辽重兵压境时，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则是南宋大臣，元军进逼临安时，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胆量，兴安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敢去。
吏部尚书王直听了兴安的话，针锋相对地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虏，再当一次宋徽宗、宋钦宗不成？”
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与名臣杨士奇同乡。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几朝。在翰林二十余年，名气颇大。正统八年（1443年）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在民间被称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赐福，吏部尚书掌握用人大权，可以造福苍生。之后，王直一直在吏部担任长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兴安听了王直的反驳，当即哑口无言，不得不将群臣们主张遣使议和的意思回报景帝。朱祁钰又派兴安答复王直等人说：“你们的话说得很对，不过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领。这回假使以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非又苦了百姓？你们再好好议！”
“再好好议”，就是表示皇帝不满意，你们再接着议，直到议出皇帝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议”就这样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气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只得亲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
朱祁钰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道：“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
朱祁钰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朕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朕坐在这里，你们现在又出尔反尔，朕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理。”
朱祁钰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失态，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
还是兵部尚书于谦对朱祁钰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因此站出来道：“皇位是完全确定了的，任何人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
朱祁钰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忙对于谦道：“从你，从你。”
商议后，明廷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李实字孟诚，四川合州[12]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口辩”。正因为他口才很好，才被临时赋予重任，出使瓦剌。
副使罗绮当过巡按御史，颇有才干。正统九年（1444年）参赞宁夏军事，对西北颇为熟悉。后来因为得罪了大宦官王振，被谪戍辽东。景帝即位后，于谦因罗绮熟悉西北情况，特地举荐，让他官复原职。此次于谦又推荐罗绮出使瓦剌，自然是想要他借机观察瓦剌的虚实，以利将来的战守。
李实心细，早早便发现手中的敕书只提了议和，没有迎驾一说。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这令李实非常为难，倘若他到了瓦剌，提出要奉迎太上皇，便是得罪了当今景帝。倘若不提，他此行北上不就是白跑一趟？
李实一行人出居庸关后，经怀来，过云州、赤城，出独石卫，入兴和卫，再行几日，即进入瓦剌境内。
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一行到达了也先军营中。李实先向也先奉上敕书。也先为表诚意，立即派人陪同李实等人穿过了三十里草原，去见英宗朱祁镇。只见英宗住处“围帐布帏，席地而寝”，外面只有一辆牛车，马一匹。想来朱祁镇便是乘着这辆牛车，被挟持着四处奔波。李实一见之下，大为心酸。
朱祁镇见到李实后，颇为激动，毕竟这是朝廷第一次派来议和的使臣。
朱祁镇问道：“我在此一年，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我回国？”李实答道：“自从陛下失陷在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确实消息。最近见到陛下的亲笔书信，才派我来探问。”
朱祁镇心潮澎湃，问了不少朝中情况。他也逐渐明白弟弟朱祁钰不希望自己回去，其实是怕他复位，便流着泪对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而李实竟然出人意料地犯颜直谏，问朱祁镇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黯然道：“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李实却不肯甘休，明白指出朱祁镇到此地步，全是因为宠信王振的缘故，并要求朱祁镇“请还京引咎自责”。朱祁镇当时没有发作，但却因此对李实怀恨在心，后来一复辟，就立即以“居乡暴横”的罪名削去李实官职，贬斥为民，这是后话。
也先备酒招待李实时，也留意到明朝敕书中只说议和，不说迎驾，便告诉李实道：“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们的皇帝，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们回去奏知，务差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
李实认为也先诚意求和，于七月十四日启程返京。
半路上，李实一行意外遇到了另一队明廷派去出使瓦剌的人马，由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带队。原来也先求和心切，接连派出了催促议和的使者，李实一行人刚从北京出发不久，也先派出的第二队使者便到了北京。
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哈铭原本是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跟吴瑾等京营将领一样，都是吃明廷俸禄长大的蒙古人。他因为会说蒙古语，被俘后，一直留在朱祁镇身边充作翻译，被皇帝亲切地称为“哈回子”。他并未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维护朱祁镇，还险些因此被叛徒喜宁杀掉。
在险恶的处境下，君臣三人相依为命，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朱祁镇每每“独居氈庐，南望悒郁”，全靠袁彬和哈铭宽慰。喜宁抓住了二人后，“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当时情形千钧一发，喜宁将袁彬和哈铭捆了起来，打算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朱祁镇阻止不成，干脆不顾皇帝尊严，扑上去紧紧抱住袁彬、哈铭，喜宁无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赶到说情，才只好作罢。
瓦剌一方中，也先亲弟伯颜帖木儿及其妻阿挞剌阿哈对英宗君臣也极为友善。阿挞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纯朴天真，对天朝皇帝相当尊重。明朝使臣曾带来大量衣物送给朱祁镇，结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颜帖木儿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镇很不高兴，他见阿挞剌阿哈对自己态度恭敬，便让哈铭前去传话，要求阿挞剌阿哈将衣物归还。哈铭却不肯，还振振有词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夺食也。纵得之，非己有。”
朱祁镇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打了哈铭。阿挞剌阿哈知道后，忙将衣物追回，如数归还给朱祁镇。结果不等朱祁镇穿上身，喜宁又赶来将衣物全部抢走。朱祁镇这才感叹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敌人阵营中还有善人，朱祁镇当然也在阿挞剌阿哈身上打过主意，他命哈铭去游说阿挞剌阿哈，请她在丈夫伯颜帖木儿面前进言，设法放自己归国。
阿挞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为？虽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蜕，亦当进一言。”
伯颜帖木儿听了妻子的话后，没有明确回答，而是提了一只野鸡，来与朱祁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伯颜帖木儿打了个比喻：“大海水潮时，有一大鱼随潮落在浅水滩。彼大海中鱼，如何浅水中住得？这大鱼急还归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时到，潮水接着浅水，这大鱼还归大海也。上可宽心，时至自不能留。忧或成疾，悔无及矣。”意思是劝英宗耐心等待，时机一到，便可回朝。
为了安慰朱祁镇，伯颜帖木儿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饭菜汤水都是阿挞剌阿哈亲自动手操办。朱祁镇对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条件艰苦，即使是伯颜帖木儿这样的大贵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帐中，帐外便是牛羊马匹，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瓦剌的食物也尽是牛酪马乳、羊羔兽肉，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镇来说，那腥味简直难以忍受。有时候，朱祁镇还会想起后宫成群的美貌嫔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叹下泪，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后主“天上人间”的感慨。
每当这种时候，袁彬和哈铭便设法排解朱祁镇的苦闷。三人在瓦剌军的监视下，游览了不少塞外名胜，如汉朝的苏武庙、李陵碑、昭君庙等。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庙中供奉有他当年出使所持的旌节。而李陵碑除了纪念汉朝名将李陵外，据说还是宋将杨业一头撞死殉国的地方，碑下记有杨业殉国的年月及宋将潘美破番的事迹[11]。这些名胜古迹，以往汉人来访，都要徘徊凭吊，感慨万千。对于身份际遇特殊的朱祁镇而言，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而对英宗君臣来说，最难过的还是在德胜门外的那几个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却不得门而入。难怪跟着朱祁镇的袁彬向着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见，奈何？”
朱祁镇对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议和建议，不派重臣来迎驾是相当不满的。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也先的阴谋，但他还是因此而怨恨主战拒和的于谦。
等到喜宁在朱祁镇的精心计划下被杀，朱祁镇很为自己的智谋而得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
也先却是恼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挟持朱祁镇南下。大同总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亲，终于同意开城门迎接朱祁镇。那一刻，大同城门大开，朱祁镇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门在关键时刻关上了，也先发现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镇再一次被带回漠北。
几经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镇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几乎已经认定，也许这一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
此时，明朝北边军力经过兵部尚书于谦的大力整顿，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谦态度坚决，无论瓦剌采取什么手段，都坚决予以打击。瓦剌先后扰边，死伤颇多。也先再想像从前一样到中原掠夺财物，来去自如，已经不大可能。而瓦剌这样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要从内地获取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加上也先屡战屡败，在蒙古部落中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不得不开始考虑真心实意地与明朝讲和，送英宗皇帝回国。这样，至少每年朝贡能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马市也可以继续开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镇回国后，一定会与弟弟景帝朱祁钰争位，明廷也许会因此朝政大乱，这对瓦剌自然是极度有利的。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祁镇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这次不是来自也先的言而无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钰的态度。
也先决意与明朝讲和后，面子还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让他先派使臣到怀来贡马，借此试探明朝的态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师，要求同明朝讲和，并表示也先有诚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镇。
然而，此时的明景帝朱祁钰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天朝大国的势头。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掣肘？
虽则皇帝的私心众人都看在眼里，但朱祁钰却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礼部聚群臣商议迎回太上皇一事。议奏久而不决，自然因为景帝不愿意英宗回来的缘故。四朝元老吏部尚书王直实在忍不住了，遂率领群臣上奏，认为应该遣使往报。
朱祁钰得奏后，只派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出面，质问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辽重兵压境时，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则是南宋大臣，元军进逼临安时，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胆量，兴安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敢去。
吏部尚书王直听了兴安的话，针锋相对地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虏，再当一次宋徽宗、宋钦宗不成？”
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与名臣杨士奇同乡。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几朝。在翰林二十余年，名气颇大。正统八年（1443年）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在民间被称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赐福，吏部尚书掌握用人大权，可以造福苍生。之后，王直一直在吏部担任长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兴安听了王直的反驳，当即哑口无言，不得不将群臣们主张遣使议和的意思回报景帝。朱祁钰又派兴安答复王直等人说：“你们的话说得很对，不过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领。这回假使以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非又苦了百姓？你们再好好议！”
“再好好议”，就是表示皇帝不满意，你们再接着议，直到议出皇帝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议”就这样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气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只得亲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
朱祁钰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道：“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
朱祁钰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朕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朕坐在这里，你们现在又出尔反尔，朕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理。”
朱祁钰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失态，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
还是兵部尚书于谦对朱祁钰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因此站出来道：“皇位是完全确定了的，任何人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
朱祁钰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忙对于谦道：“从你，从你。”
商议后，明廷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李实字孟诚，四川合州[12]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口辩”。正因为他口才很好，才被临时赋予重任，出使瓦剌。
副使罗绮当过巡按御史，颇有才干。正统九年（1444年）参赞宁夏军事，对西北颇为熟悉。后来因为得罪了大宦官王振，被谪戍辽东。景帝即位后，于谦因罗绮熟悉西北情况，特地举荐，让他官复原职。此次于谦又推荐罗绮出使瓦剌，自然是想要他借机观察瓦剌的虚实，以利将来的战守。
李实心细，早早便发现手中的敕书只提了议和，没有迎驾一说。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这令李实非常为难，倘若他到了瓦剌，提出要奉迎太上皇，便是得罪了当今景帝。倘若不提，他此行北上不就是白跑一趟？
李实一行人出居庸关后，经怀来，过云州、赤城，出独石卫，入兴和卫，再行几日，即进入瓦剌境内。
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一行到达了也先军营中。李实先向也先奉上敕书。也先为表诚意，立即派人陪同李实等人穿过了三十里草原，去见英宗朱祁镇。只见英宗住处“围帐布帏，席地而寝”，外面只有一辆牛车，马一匹。想来朱祁镇便是乘着这辆牛车，被挟持着四处奔波。李实一见之下，大为心酸。
朱祁镇见到李实后，颇为激动，毕竟这是朝廷第一次派来议和的使臣。
朱祁镇问道：“我在此一年，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我回国？”李实答道：“自从陛下失陷在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确实消息。最近见到陛下的亲笔书信，才派我来探问。”
朱祁镇心潮澎湃，问了不少朝中情况。他也逐渐明白弟弟朱祁钰不希望自己回去，其实是怕他复位，便流着泪对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而李实竟然出人意料地犯颜直谏，问朱祁镇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黯然道：“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李实却不肯甘休，明白指出朱祁镇到此地步，全是因为宠信王振的缘故，并要求朱祁镇“请还京引咎自责”。朱祁镇当时没有发作，但却因此对李实怀恨在心，后来一复辟，就立即以“居乡暴横”的罪名削去李实官职，贬斥为民，这是后话。
也先备酒招待李实时，也留意到明朝敕书中只说议和，不说迎驾，便告诉李实道：“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们的皇帝，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们回去奏知，务差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
李实认为也先诚意求和，于七月十四日启程返京。
半路上，李实一行意外遇到了另一队明廷派去出使瓦剌的人马，由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带队。原来也先求和心切，接连派出了催促议和的使者，李实一行人刚从北京出发不久，也先派出的第二队使者便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