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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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到斯托尔普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几次停车了。这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停车的原因是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了，小伙子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无法理解，他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无神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
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
我的病人说，接下来并没有人喊叫。车皮里变成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装正在挨冻，剩下的最后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有胆量的修女发现车皮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皮，把湿透的干草、小孩和大人的粪便，还有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出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
在斯托尔普，列车由波兰军官进行检查。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马策拉特所在车皮里的尸体由于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便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板抬走。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另外也准许脱下死者的鞋、袜和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场面发生时，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使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皮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遭抢劫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了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里继承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不算不合身的新打扮。她用镜子捕捉到了我的病人和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我的病人一想起此事，就会陷入无名的惊慌。
从斯托尔普到什切青，火车走了两天。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他们已经慢慢地习以为常，但来访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
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一格但斯克到什切青的旅途中，在这一周内，他的身高增加了九公分，如果不是十公分的话。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在旅途中，我的病人虽说是背着地躺着，但这未能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马策拉特先生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单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不得不多次持续地叫喊，这叫喊声虽然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了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却把四名修女召集到了他的铺位前，让她们无尽期地祷告。
半数旅客在什未林下车，其中有死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亲属以及雷吉娜小姐。马策拉特先生深感遗憾，因为这位年轻姑娘的面孔他已经看熟，而且看到这张面孔已变得非常必要，所以她走后，他突然惊厥过去，全身痉挛，同时发高烧。据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讲，他拼命呼唤卢齐，自称怪兽和独角兽，表示出他害怕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却又有跳下来的乐趣。
到了吕内堡，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被送到一家医院。他处在高烧中认识了几位护士，但紧接着就被转送到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他的体温总算被压下去了。玛丽亚太太和她的儿子库尔特很少见到马策拉特先生。后来，她在医院里找到了清洁工的职务，这才每天见面。可是，在医院里或者医院附近都没有住房可供玛丽亚太太和小库尔特落脚，难民营里的生活又日益无法忍受。玛丽亚太太每天得乘坐三小时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常常踩在车门踏板上。医院跟难民营就是离得这么远。医生们尽管很不放心，但还是同意把病人转到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去。玛丽亚太太也出示了一份移居批准书：她的姐姐古丝特战时嫁给居住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领班，她将把她的两间半套房的一个房问提供给马策拉特大大使用，因为领班不需要住处，他现在待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
寓所地点很好。只需搭乘由比尔克火车站开往韦斯滕和本拉特方向的所有的有轨电车，不必转车，便可方便地到达医院。马策拉特先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一直待在那里。在方才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同时向我讲述了那家医院里许多位护士的事情。她们是：莫尼卡姆姆，黑尔姆特鲁德姆姆，瓦尔布加姆姆，伊尔泽姆姆，格特露德姆姆。他回忆着医院里广为扩散的流言蜚语，赋予护士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她们的职业服装一种夸大了的意义。就我的记忆所及，他从未讲到过那时候医院里糟糕的伙食和暖气设备蹩脚的病房。他只谈护士、护士的轶事、护士极其无聊乏味的环境。他秘密地小声报道说，那里有过这样的传闻：伊尔泽姆姆向护士长打小报告，护士长在午休过后不久便去检查见习护士的宿舍，因为有什么东西被偷了。一个从多特蒙德来的护士——我想他说的是格特露德——被怀疑，但冤枉了她。他琐碎地讲了护士跟年轻医生的故事，可他们只想从护士那里得到香烟商标。一个药剂师女助理，不是护士，自己给自己打胎，或者得到了一个助理医生的帮助，于是进行了调查，这种事情他也认为有叙述的价值。我不理解我的病人，他竟把自己的才智浪费在这些陈腐平庸的事情上。
此刻，马策拉特先生请我描绘他。我快活地满足了他的愿望，跳过了那些故事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些都同护士有关，反正他自己已经形象而生动地描写过了，又添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语。
我的病人身高一米二十一。两肩之间几乎萎缩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即使安到发育正常的成年人身上也显得太大。胸腔突出，后背隆起，学名驼背。他的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机灵地滴溜转动，有时睁得大大的，狂热痴情。他的微望的深褐色头发长得很密。他喜欢露出他的同其他肢体相比显得健壮的臂膀以及——如他自己所说——漂亮的手。尤其在奥斯卡先生击鼓时——疗养院管理处允许他每天敲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他的手指运用自如，仿佛是长在另一个肢体比例正常的人身上似的。马策拉特先生靠灌唱片变得非常富有，今天还靠灌唱片挣钱。想要谋利的人都在探望日来拜访他。还在他的那场官司开始之前，在他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之前，我已经久闻其名，因为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我个人相信他是无罪的，因此，我说不好他是否会在我们这里待下去，抑或有朝一日会出院，重操旧业，蜚声艺坛。现在，我又该替他量身高了，虽说两天前刚刚量过………
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的复述，我不想再去复审。我，奥斯卡，又拿起了笔。
布鲁诺刚用折尺给我量过身高。他把尺留在我的身上，离开了我的房间，一边大声宣告测量的结果。甚至他在我讲述时偷偷做的编结物也落在了地上。我想，我要去叫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
在女医生霍恩施泰特来到病房并向我证实布鲁诺测量的结果之前，奥斯卡先对读者诸君讲了吧：在我向我的护理员讲述我的长个儿历史的三天内，我赢得了——难道这是一种盈利吗？——整整两厘米的身高。
就这样，奥斯卡从今天起身高为一米二十三。现在他将报道，战后，人家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而他也能开始——人家让他出院时也始终这样设想——过成年人的新生活之后，他，一个会说话、犹豫地写着、勤奋地读着、虽然畸形但此外相当健全的年轻人究竟境况如何——
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到斯托尔普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几次停车了。这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停车的原因是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了，小伙子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无法理解，他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无神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
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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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的复述，我不想再去复审。我，奥斯卡，又拿起了笔。
布鲁诺刚用折尺给我量过身高。他把尺留在我的身上，离开了我的房间，一边大声宣告测量的结果。甚至他在我讲述时偷偷做的编结物也落在了地上。我想，我要去叫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
在女医生霍恩施泰特来到病房并向我证实布鲁诺测量的结果之前，奥斯卡先对读者诸君讲了吧：在我向我的护理员讲述我的长个儿历史的三天内，我赢得了——难道这是一种盈利吗？——整整两厘米的身高。
就这样，奥斯卡从今天起身高为一米二十三。现在他将报道，战后，人家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而他也能开始——人家让他出院时也始终这样设想——过成年人的新生活之后，他，一个会说话、犹豫地写着、勤奋地读着、虽然畸形但此外相当健全的年轻人究竟境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