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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黯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曰“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有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而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许若灵直直地跪在地上,却并没有抬头,直着脑袋看着这位伟大的君王。
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黯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曰“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有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而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许若灵直直地跪在地上,却并没有抬头,直着脑袋看着这位伟大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