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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款，我记得，《账房先生》的稿费是351块，请客后，我买了一套西服，95块，这套西服足足穿了四年。
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念过大学的人，你现在回想起你的大学升学，是不是也像朱枸先生一样，充满无奈，充满孤独？不过无论怎么样，它又是幸福的，我们能基本上无忧无虑地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我们感谢那时候的政策。现在当我们每次都听到那些精英们叫嚣着跟国际接轨，搞教育体制改革，把很多像朱枸先生一样贫困的子弟拒之大学的门外的时候，当我听到有人因交不起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很多人不得不荒废了学业打工挣学费的时候，我真想拿出我从前的那把杀猪宰羊的刀，一刀捅了他。要不，也用我以前用来阉猪、阉鸡的刀，一刀就解决了他，让他像一个被阉了的公鸡一样温顺，而不是像一个好斗的公鸡一样，成天引颈高歌：教育体制改革啊！与国际接轨啊！
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大四下学期实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学生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来不及留恋、伤感，就面临了毕业分配的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毕业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说，你从哪考上的，就回到那里。而畜牧专业的，基本上回到县畜牧，然后分到乡畜牧兽医站。不像现在的，你学兽医的，只要你有本事找到妇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学幼教的，只要有大学想要你，同样可以去当讲师。
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专业每年都要分几个到农场，而且大多是劳改农场。按照当时的想法，这是最差的单位，所以大家都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发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系主任说话都客气起来，成天把笑脸凑过去。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后来我们班有两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气连毕业照也不照了。可是前两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过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好。而我们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现在还在兽医站呆着，有的分到饲料公司早就下岗了，有的转行做着跟专业毫不沾边的工作，像朱枸先生。而一位杨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农场里当领导，据说，美国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劳改农场的，现在的警衔都是一督了，穿上警服，神气得像是现在的正处级干部。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回到生源地后，就跟女朋友相隔万水千山了。但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到她工作的地方去工作——那已经是跨地区了。我出动所有的关系，终因没有关系，最终断绝了这个念头。有本事的同学有的在南宁找了单位，有的进了地区、起码是县的单位，我还是毫无着落。毕业前，我在我县的一个鸡场实习，在那段时间，我托朋友们帮我找关系，甚至《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先生也帮我找人推荐，想留在县城，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
我感到非常的绝望和孤独无援。
只是现在回想起大学的情形，心潮起伏。曾经，有同学到南宁来，好几个是十多年没见过面了，那时候我还没病，那天晚上，我们放开喝酒，不到一个钟头，大家东倒西歪，讲起读书时候的诸多细节，感慨万千。也见到女同学，依旧用“只恨当初不下手”、“拆散一对是一对”来调侃一番。但说句老实话，40多岁的女同学，已经有点惨不忍睹了（但愿女同学们不要敲我）。不单她们，大家都老了，皱纹四起，白发横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
巨款，我记得，《账房先生》的稿费是351块，请客后，我买了一套西服，95块，这套西服足足穿了四年。
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念过大学的人，你现在回想起你的大学升学，是不是也像朱枸先生一样，充满无奈，充满孤独？不过无论怎么样，它又是幸福的，我们能基本上无忧无虑地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我们感谢那时候的政策。现在当我们每次都听到那些精英们叫嚣着跟国际接轨，搞教育体制改革，把很多像朱枸先生一样贫困的子弟拒之大学的门外的时候，当我听到有人因交不起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很多人不得不荒废了学业打工挣学费的时候，我真想拿出我从前的那把杀猪宰羊的刀，一刀捅了他。要不，也用我以前用来阉猪、阉鸡的刀，一刀就解决了他，让他像一个被阉了的公鸡一样温顺，而不是像一个好斗的公鸡一样，成天引颈高歌：教育体制改革啊！与国际接轨啊！
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大四下学期实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学生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来不及留恋、伤感，就面临了毕业分配的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毕业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说，你从哪考上的，就回到那里。而畜牧专业的，基本上回到县畜牧，然后分到乡畜牧兽医站。不像现在的，你学兽医的，只要你有本事找到妇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学幼教的，只要有大学想要你，同样可以去当讲师。
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专业每年都要分几个到农场，而且大多是劳改农场。按照当时的想法，这是最差的单位，所以大家都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发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系主任说话都客气起来，成天把笑脸凑过去。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后来我们班有两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气连毕业照也不照了。可是前两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过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好。而我们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现在还在兽医站呆着，有的分到饲料公司早就下岗了，有的转行做着跟专业毫不沾边的工作，像朱枸先生。而一位杨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农场里当领导，据说，美国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劳改农场的，现在的警衔都是一督了，穿上警服，神气得像是现在的正处级干部。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回到生源地后，就跟女朋友相隔万水千山了。但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到她工作的地方去工作——那已经是跨地区了。我出动所有的关系，终因没有关系，最终断绝了这个念头。有本事的同学有的在南宁找了单位，有的进了地区、起码是县的单位，我还是毫无着落。毕业前，我在我县的一个鸡场实习，在那段时间，我托朋友们帮我找关系，甚至《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先生也帮我找人推荐，想留在县城，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
我感到非常的绝望和孤独无援。
只是现在回想起大学的情形，心潮起伏。曾经，有同学到南宁来，好几个是十多年没见过面了，那时候我还没病，那天晚上，我们放开喝酒，不到一个钟头，大家东倒西歪，讲起读书时候的诸多细节，感慨万千。也见到女同学，依旧用“只恨当初不下手”、“拆散一对是一对”来调侃一番。但说句老实话，40多岁的女同学，已经有点惨不忍睹了（但愿女同学们不要敲我）。不单她们，大家都老了，皱纹四起，白发横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