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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和小白牙一起逛了北大，又再接再厉的逛了清华，傍晚才返回。
小白牙开开心心的回宿舍去了，杨锐回到北大的宿舍楼，看到的则是满满的灯光和沸腾的人声。
新生入校都兴奋的睡不着觉，9月份的天还热，许多人就坐在宿舍楼的院子里，有打牌的，有唱歌的，有纯聊天的，还有诗朗诵和弹吉他的。
楼道里也是人来人往，串门儿的，追着辩论的，偷热水的，认老乡的。
这是最自由的时代，对中国如是，对北大如是。
没有宿管打扰，没有熄灯政策。
就是这个时代的北大，诞生了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等诗人，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海子就是在这样的宿舍楼里，以这种混乱的方式，接待来自校内校外的客人，进而迸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
杨锐如同审视历史似的，重新审视着这座学校，这座宿舍楼，以及这些人。
1983年，西川还在北大，只是杨锐缺少认识名人的兴趣。
他只是个伪文学迷，相比那些玄妙的文字组合，他更关心玄妙的元素组合。
如果说一个方程式像是诗歌一样美，杨锐会觉得兴奋，但如果说一首诗歌是如此的美丽，杨锐只会微笑。在这一点上，杨锐就像是撸管过度的少年，他向往美女，但也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女。
杨锐站在宿舍楼下听了会吉他弹唱，镇定自若的上楼回宿舍。
他上次读大学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重来一次，尽管觉得新鲜，可他毕竟比真正的少年郎要老成太多。
与仍然有点陌生的舍友聊了两句，洗漱之后，杨锐仰躺在床上，闭目复习高数。
有点枯燥，但这能戳中他的兴奋点。
思考题目的过程是重复、干燥和机械的，但当思考的结果迸发出来的时候，快感又会浓烈、湿润且余韵不断，进而支持他去思考下一道题目。
房间的灯开着，毛启明和蔡桂农溜达去了，董志成照例在上铺啃他的大馒头和文学名著，邱夏饶有兴致的与侯兵介绍北京，说：“胡同和大院不一样。我和蔡桂农都是胡同出来的，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住胡同里的，爹妈要么在工厂当工人，要么在商店里卖东西。不过，现在的胡同也有讲究，都是一群一群，一伙一伙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没地去，出门在外，你看到这样的，就得注意一点。”
“北京这么乱？”侯兵瘦高瘦高的，胆子却小。
“不能说乱，就是混混多。和我们一般年纪的，如果没考上学，现在都在家里呆着呢，人找不到出路就只能在街面上转悠，抢顶帽子，抢只鞋什么的。”
侯兵下意识的摸摸脑袋，说：“抢帽子也不行啊，买顶帽子也挺多钱呢。”
“他们抢的都是军帽什么的，你又没有。”
“那也不行啊。”侯兵对此很是在意：“北京怎么也这样？”
“找不到工作，只有读书一条路，太单一了。另外，现在的工厂招工，都招自己的子弟，招一个系统的子弟，这不是变成世袭了吗？我看这个制度，必须要改。”邱夏转口说到了政治。
政治不仅邱夏喜欢，现在的学生都喜欢谈论政治。聊政治聊理想聊奋斗，是80年代大学生的主要聊天内容。80年代的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学生们不用饿肚子了，就不会像是70年代的学生那样，整天考虑着怎么弄吃的。80年代的学校，又是包分配的制度模式，学生们也就不用像是90年代那样，没事聊就业。
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了制度创新的土壤，而学生们，是最敏感的群体。有了邱夏起头，董志成都放下了名著，跟着聊了起来。
讨论到激烈处，毛启明从楼外回来了，献宝似的拿出盘磁带，说：“邓丽君的新歌，你们听过没？”
几个人齐摇头，邱夏问：“你有录音机吗？拿什么放啊。”
“看我借了什么？”毛启明从身后拿出一只半臂长的大收音机出来，笑道：“我刚和戏剧社的人要的，明天就要还回去，咱们今天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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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和小白牙一起逛了北大，又再接再厉的逛了清华，傍晚才返回。
小白牙开开心心的回宿舍去了，杨锐回到北大的宿舍楼，看到的则是满满的灯光和沸腾的人声。
新生入校都兴奋的睡不着觉，9月份的天还热，许多人就坐在宿舍楼的院子里，有打牌的，有唱歌的，有纯聊天的，还有诗朗诵和弹吉他的。
楼道里也是人来人往，串门儿的，追着辩论的，偷热水的，认老乡的。
这是最自由的时代，对中国如是，对北大如是。
没有宿管打扰，没有熄灯政策。
就是这个时代的北大，诞生了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等诗人，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海子就是在这样的宿舍楼里，以这种混乱的方式，接待来自校内校外的客人，进而迸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
杨锐如同审视历史似的，重新审视着这座学校，这座宿舍楼，以及这些人。
1983年，西川还在北大，只是杨锐缺少认识名人的兴趣。
他只是个伪文学迷，相比那些玄妙的文字组合，他更关心玄妙的元素组合。
如果说一个方程式像是诗歌一样美，杨锐会觉得兴奋，但如果说一首诗歌是如此的美丽，杨锐只会微笑。在这一点上，杨锐就像是撸管过度的少年，他向往美女，但也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女。
杨锐站在宿舍楼下听了会吉他弹唱，镇定自若的上楼回宿舍。
他上次读大学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重来一次，尽管觉得新鲜，可他毕竟比真正的少年郎要老成太多。
与仍然有点陌生的舍友聊了两句，洗漱之后，杨锐仰躺在床上，闭目复习高数。
有点枯燥，但这能戳中他的兴奋点。
思考题目的过程是重复、干燥和机械的，但当思考的结果迸发出来的时候，快感又会浓烈、湿润且余韵不断，进而支持他去思考下一道题目。
房间的灯开着，毛启明和蔡桂农溜达去了，董志成照例在上铺啃他的大馒头和文学名著，邱夏饶有兴致的与侯兵介绍北京，说：“胡同和大院不一样。我和蔡桂农都是胡同出来的，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住胡同里的，爹妈要么在工厂当工人，要么在商店里卖东西。不过，现在的胡同也有讲究，都是一群一群，一伙一伙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没地去，出门在外，你看到这样的，就得注意一点。”
“北京这么乱？”侯兵瘦高瘦高的，胆子却小。
“不能说乱，就是混混多。和我们一般年纪的，如果没考上学，现在都在家里呆着呢，人找不到出路就只能在街面上转悠，抢顶帽子，抢只鞋什么的。”
侯兵下意识的摸摸脑袋，说：“抢帽子也不行啊，买顶帽子也挺多钱呢。”
“他们抢的都是军帽什么的，你又没有。”
“那也不行啊。”侯兵对此很是在意：“北京怎么也这样？”
“找不到工作，只有读书一条路，太单一了。另外，现在的工厂招工，都招自己的子弟，招一个系统的子弟，这不是变成世袭了吗？我看这个制度，必须要改。”邱夏转口说到了政治。
政治不仅邱夏喜欢，现在的学生都喜欢谈论政治。聊政治聊理想聊奋斗，是80年代大学生的主要聊天内容。80年代的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学生们不用饿肚子了，就不会像是70年代的学生那样，整天考虑着怎么弄吃的。80年代的学校，又是包分配的制度模式，学生们也就不用像是90年代那样，没事聊就业。
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了制度创新的土壤，而学生们，是最敏感的群体。有了邱夏起头，董志成都放下了名著，跟着聊了起来。
讨论到激烈处，毛启明从楼外回来了，献宝似的拿出盘磁带，说：“邓丽君的新歌，你们听过没？”
几个人齐摇头，邱夏问：“你有录音机吗？拿什么放啊。”
“看我借了什么？”毛启明从身后拿出一只半臂长的大收音机出来，笑道：“我刚和戏剧社的人要的，明天就要还回去，咱们今天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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