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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记得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巴金老人写过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文章开始写的很激愤,是因为沈先生去世后依旧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人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对待故友仍旧感到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想来,有这样的朋友,朋友们也应该很幸福的。
周作人先生有一句话,寿多辱多。这对他们那一代文人而言或许一语成畿。有时候我看到民国年间那些杰出的文人在建国初期死了,我很很地长出一口气,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不必经受文革的磨难。想后来活到文革的文人几个不受辱?老舍先生、傅雷先生这都是不堪受辱“自决于人民面前”的。巴金老人尚还算幸运,因为他挺过来了,可是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关于老人文革期间的正面描写文章是少见的,我在周励记实性文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读过一节:“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常山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人和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当时周励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相对那些名家眼中的巴金,文字里更体现了直观的巴金。风雨之中,朋友凋零,自己也陷囫囵之中,前途渺茫朝夕不保之时的巴金,应该有沮丧有困惑有失望同时也应该有说不出的悲哀。而那些大人物名家眼中巴金给予他太多荣誉性的理解,很多可能就无意识的扭曲了真正的巴金。我相信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那是不含复杂的直视。
当人们恭维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恭维成神,他只是个人。对巴金老人同样。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国有神的时代,活下来是多么不易。我愿用一个不含任何轻视或蔑视的词说,他们好多人都是“苟且偷生”的活着。但是他们活下来了,并且在以后地位和身份提高的时候,还用一种健康不含病态的思想分析社会、思考社会、反省社会、反思自己,这是多么不易呵。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终要沦亡的民族。那些“苟且偷生”在劫难中活下的人,很多人也写了很多文字,但是那里有很多的自我标榜,用这种标榜重新获得荣誉与社会的宠爱。但是巴金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废墟的上面深刻的思考,思考废墟的毁坏及其废墟毁败中的自我在其中迷失甚至助纣为孽。就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崇高的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重,但是我们的敬重不要只在舌头上,应该把他那份崇高活到骨血里。我们不要口号,社会需要得是行动。
现在老人去了,我不想说怀念,如此高寿终有去的那一天;我不想说悲伤,因为老人只不过是结束一种生活换一种活的方式;我不想说留恋,我们的留恋只能增加老人的生命痛苦的延深;我们不必说遗憾,在老人的一生中写了无数纪念、怀念朋友的文字,他为他的亲人、朋友进到自己的责任,到现在也应该让他省去这份责任,由我们担当其他的责任。死,是对生命的解脱,是对生命的肯定,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红尘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了。我们应该笑的,因为他毕竟活过了,在生命的后期他用一个生命对一个社会负责的态度活过了。死是对生的肯定,死是对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死是对生的解脱,生是对死过程。如果生无憾,死又何惧?生能尽欢、尽责,死也是快乐的。
或许,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他的妻子、友人在说,巴金,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等的好辛苦。他们或许高朋满座的喝着酒、抽着烟在庆祝团聚呢。
纪念巴金,纪念一个作家,纪念一个人而已。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她说:“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记得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巴金老人写过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文章开始写的很激愤,是因为沈先生去世后依旧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人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对待故友仍旧感到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想来,有这样的朋友,朋友们也应该很幸福的。
周作人先生有一句话,寿多辱多。这对他们那一代文人而言或许一语成畿。有时候我看到民国年间那些杰出的文人在建国初期死了,我很很地长出一口气,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不必经受文革的磨难。想后来活到文革的文人几个不受辱?老舍先生、傅雷先生这都是不堪受辱“自决于人民面前”的。巴金老人尚还算幸运,因为他挺过来了,可是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关于老人文革期间的正面描写文章是少见的,我在周励记实性文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读过一节:“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常山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人和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当时周励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相对那些名家眼中的巴金,文字里更体现了直观的巴金。风雨之中,朋友凋零,自己也陷囫囵之中,前途渺茫朝夕不保之时的巴金,应该有沮丧有困惑有失望同时也应该有说不出的悲哀。而那些大人物名家眼中巴金给予他太多荣誉性的理解,很多可能就无意识的扭曲了真正的巴金。我相信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那是不含复杂的直视。
当人们恭维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恭维成神,他只是个人。对巴金老人同样。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国有神的时代,活下来是多么不易。我愿用一个不含任何轻视或蔑视的词说,他们好多人都是“苟且偷生”的活着。但是他们活下来了,并且在以后地位和身份提高的时候,还用一种健康不含病态的思想分析社会、思考社会、反省社会、反思自己,这是多么不易呵。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终要沦亡的民族。那些“苟且偷生”在劫难中活下的人,很多人也写了很多文字,但是那里有很多的自我标榜,用这种标榜重新获得荣誉与社会的宠爱。但是巴金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废墟的上面深刻的思考,思考废墟的毁坏及其废墟毁败中的自我在其中迷失甚至助纣为孽。就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崇高的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重,但是我们的敬重不要只在舌头上,应该把他那份崇高活到骨血里。我们不要口号,社会需要得是行动。
现在老人去了,我不想说怀念,如此高寿终有去的那一天;我不想说悲伤,因为老人只不过是结束一种生活换一种活的方式;我不想说留恋,我们的留恋只能增加老人的生命痛苦的延深;我们不必说遗憾,在老人的一生中写了无数纪念、怀念朋友的文字,他为他的亲人、朋友进到自己的责任,到现在也应该让他省去这份责任,由我们担当其他的责任。死,是对生命的解脱,是对生命的肯定,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红尘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了。我们应该笑的,因为他毕竟活过了,在生命的后期他用一个生命对一个社会负责的态度活过了。死是对生的肯定,死是对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死是对生的解脱,生是对死过程。如果生无憾,死又何惧?生能尽欢、尽责,死也是快乐的。
或许,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他的妻子、友人在说,巴金,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等的好辛苦。他们或许高朋满座的喝着酒、抽着烟在庆祝团聚呢。
纪念巴金,纪念一个作家,纪念一个人而已。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