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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忌率领五个诸侯国的联军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魏无忌的声威震动了天下，各诸侯的宾客都向他进献兵法，魏无忌编写成书，后世称为《魏公子兵法》。
而因为河外之战的惨败，代理秦国国政的吕不韦（其时秦庄襄王很有可能已死，秦王政初登基，国政由吕不韦辅助处理。）忌惮信陵君，因此派人持万金到魏国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同时派人到魏国境内假装祝贺信陵君登上王位，因此魏王更加怀疑信陵君，于是派其他人代替信陵君执掌魏国兵权，五国攻秦计划失败。
信陵君从此心灰意冷，回到魏国之后，不再上朝，每日沉迷酒色，四年之后（公元前243年）去世。从此魏国失去最后支撑的顶梁柱，18年后，魏国被灭。
至于阿衡，也称之为保衡，是指商朝时期的贤臣伊尹：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尚书君爽》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就等于天意，所以，可以说伊尹是太上教师。他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以先知先觉自居，把自己的话视为最高教义用以教育人民，大有舍我其谁的派头。可见伊尹是全国拥有最高师权的人物。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就魏国跟秦国在公元前225年的巨大差距，一个信陵君跟一个伊尹能够做到什么？
……
在水淹大梁当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大梁城当时与黄河并不搭边，后人看着地图，看到了黄河流经开封，就很理所当然的认为秦军同时也掘开了黄河的堤坝。
然而……
当其时的黄河并不流经大梁。
黄河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流域是有所记载的。
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后世总结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
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
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
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成灾20余年。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间有决溢，亦未酿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返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道。这条新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线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积淤缓慢；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着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稳定。
而从这些记载描述，以及后人总结出来的黄河当其时的河道，黄河在后世的花园口东面一段距离，就向北流向太行山南部，光是这一段距离，就可以说与大梁城南辕北辙。
无忌率领五个诸侯国的联军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魏无忌的声威震动了天下，各诸侯的宾客都向他进献兵法，魏无忌编写成书，后世称为《魏公子兵法》。
而因为河外之战的惨败，代理秦国国政的吕不韦（其时秦庄襄王很有可能已死，秦王政初登基，国政由吕不韦辅助处理。）忌惮信陵君，因此派人持万金到魏国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同时派人到魏国境内假装祝贺信陵君登上王位，因此魏王更加怀疑信陵君，于是派其他人代替信陵君执掌魏国兵权，五国攻秦计划失败。
信陵君从此心灰意冷，回到魏国之后，不再上朝，每日沉迷酒色，四年之后（公元前243年）去世。从此魏国失去最后支撑的顶梁柱，18年后，魏国被灭。
至于阿衡，也称之为保衡，是指商朝时期的贤臣伊尹：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尚书君爽》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就等于天意，所以，可以说伊尹是太上教师。他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以先知先觉自居，把自己的话视为最高教义用以教育人民，大有舍我其谁的派头。可见伊尹是全国拥有最高师权的人物。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就魏国跟秦国在公元前225年的巨大差距，一个信陵君跟一个伊尹能够做到什么？
……
在水淹大梁当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大梁城当时与黄河并不搭边，后人看着地图，看到了黄河流经开封，就很理所当然的认为秦军同时也掘开了黄河的堤坝。
然而……
当其时的黄河并不流经大梁。
黄河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流域是有所记载的。
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后世总结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
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
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
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成灾20余年。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间有决溢，亦未酿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返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道。这条新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线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积淤缓慢；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着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稳定。
而从这些记载描述，以及后人总结出来的黄河当其时的河道，黄河在后世的花园口东面一段距离，就向北流向太行山南部，光是这一段距离，就可以说与大梁城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