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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 1、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心里自然是兴奋的。上海,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唐朝的长安,广开四门,容纳八方来客,繁华得一塌糊涂。所以,踏进这东方大都市时,那高楼顶上灰白破旧的铁皮屋,那蜷卧街头衣衫褴褛的乞丐们,那废品外泄的垃圾屋和弄堂里四流的污水,都没有使我吃惊,只觉得都是风韵犹存的徐娘鬓边的尘霜,更增沧桑而已。
但是,失望终究没有消弥,后来竟至越来越浓,越来越深了。
穿行于上海的街道,触目尽是些冷漠的脸。也许他们曾在某个时刻受过某些伤,于是躲在某个角落,舔净伤口,静等伤口结上一层又一层的痂,直到脸上也罩了这么一层痂的甲后才走向别人。隔着这么一层甲,你还能看到什么呢?还能指望给予或接受什么呢?只有拒绝,拒绝给,也拒绝受。他们用眼看你——那是这张脸上唯一不曾被掩盖的——你依然发现不了什么,因为那眼神没有喜也没有悲,没有友善也没有敌意,自瞳孔那一点黑里幽幽地延伸进去,直达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猎获到的也只是一个空。
有时也会看见两个上海女人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叽里呱啦地喧闹一阵,但一眼可以看得出的是,她们在各喧闹各的,相互之间没有感应,没有融汇,更没有默契,就像一个枝头上两只不同类的鸟。偶尔,我凑近了去,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她们马上戒备地看我,乌唇乌眼的两张脸上写着同一句话:“你想干什么?”这倒不谋而合了。
作为异乡人,走在这样的一群中,孤独感是很强烈的。走投无路时也想找个人问路,一个一个看过去,总算找到一个和善点儿的,鼓足勇气问去,却答:“我也不是上海人,不清楚。”
最怕的是逛服装店。一踏上台阶就有热情的店员迎上来,大多是中年女人,开口便道:“小姑娘,来上海玩哦?”同行的女伴早过而立之年,我也是将近而立,在家乡是常被小贩们称为“大姐”的人,而今听得一声“小姑娘”心里有点不自在但也有丝窃喜。欣然进店,便有人热心地介绍,款式如何新颖,质量如何上乘,价格又是多么低廉。只要指着一件询问一句,即刻有人拉你去更衣室,告诉你“试试不要钱的,不试白不试喔”换了衣服出来,还没顾上站到穿衣镜前看一眼,所有的店员都赞不绝口:“蛮漂亮的!”“小妹妹身材蛮靓蛮靓!”“别脱了别脱了!”就有人去揪商标牌,若顺从地买下即皆大欢喜“再见”“欢迎再来”之类不绝于耳——结果呢,女伴买的“纯棉”睡衣刚穿了一水就起球,我买的凉鞋一晌不到便开胶了,换了一次又如此,如是三次之后便再不肯去了。若制止店员去揪商标并坚决不买,她马上面若寒冰,眼欲喷火,骂不绝口,看你一头雾水听不懂她的上海话,可能是因为不解气便来一句上海普通话:“屁股也露出来了!”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让人想到那个拉皮条的王婆,愈发坚定了不买的想法,最终自然是落荒而逃了。出了店门没走几步,又听得一声甜腻腻的“小姑娘,进来玩哦”扭头看去,差点晕倒,是位一脸麻子、半脸皱纹的“小姑娘”!不敢多话,只在心里祈祷:“小姑娘”小心被人当“白鸭”哦!
还是去上海的窗口看看吧!南京路步行街总会不一样吧?结果大同小异,女伴因轻轻摸了一下衣领被骂了个狗血喷头,骂的什么虽听不懂,但挨了骂还是很清楚的。得,再次逃命吧!
一到外滩,心境大变。虽然依旧嘈杂,依旧孤独,但不去管它,只趴在河栏上看去。暮色四合,各处的灯光都亮了起来,黄浦江粼粼千年的波光依旧在温柔地闪亮,以宽厚的臂膀拥抱千万游子的心,以特有的仁慈抚慰着这个供没有根的人们栖息的城市。对岸如烛的灯光一下子将上海拉远了,远得像一场绮梦,缥缈,美丽,不带一点真实世界的风沙,心里却觉得近了,亲切了,忍不住轻呼:哦,这才是我心中的上海,有容乃大,有色乃绝。
听说,登上东方明珠看上海就更美了。一试之下,大吃一惊:天哪,上海,她有一园子的花呢!红的,绿的,樱花粉的,柠檬黄的,还有无数排得整整齐齐的雅致的小花在缓慢地游动,组成一条流动的闪亮的花之河。有一处的灯更绝了,像一朵大丽菊,毫无节制地自由地开放着,开放成一个巨大的王冠,给上海这绝色的东方女郎平添了几分艳丽,几分华贵,几分神秘。
心满意足地踏进回程的观光车,只见人们零零星星地坐着,有人在靠着椅背打瞌睡,朱红、烟紫等各色的光在脸上一闪而过,那些疲惫、憔悴都隐进了斑驳的灯影里,剩下的只有诡谲和奇兀。而车,在摇摇摆摆地走走停停,晃啊晃,一直将人晃进旧时代,晃进张爱玲清冷的梦里。国愁,乡愁,情愁,种种人生况味齐匝匝涌上心头来。
一声叹息,三分失意,七分怀旧,全送给上海吧!
2、复旦
我是一个有大学情结的人。
初中时教我数学的有一位魏云汉老师,他教出的学生有不少上了大学,据说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复旦的,他也因此而名扬一方。刚入初一一个星期,他就断言我是“大学坯子”经常找竞赛题给我,要我瞄准北大、复旦等下功夫。我的同窗都戏称我是老师的“小幸子”意思是最受宠爱的孩子,因为他实在是太宠我了,有一次我因迟到挨了校长的批,上课了还任性地哭着,他竟专门停下课来哄我。可是,我最后还是让他失望了。
虽然中招考试时我是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虽然我的分数超出有名的县一高几十分,虽然我的语文、数学成绩在全县占前几名,但我到底没进高中的校门,当然也与大学失之交臂了。一则师范每月有生活费补贴,学费又低,是当时农村孩子最理想的选择;二则那一年,我家盖了新房,嫁出二姐,又迎娶了二嫂,已经无力再供我上高中读大学了;三则当时师范录取分数线颇高,乡里指标也有限,能上师范是件极光荣的事。所以,懵懂的我就顺从地上了师范。
此后,魏老师一见我的父亲就摇头叹息,埋怨我的父亲——他们两个是因为我而成了朋友的。父亲也一直不能释怀。虽然我一直安慰他们,说我对能上师范很满意,说我极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说上了高中未必就能上大学,但天知道,我对大学是多么的向往,对我那些能参加高考的同学是多么的羡慕,对他们中成了大学生的就尤为羡慕了。
十多年过去了,魏老师和我的父亲都已作古。我呢,在乡下教满土政策规定的三年书后,进修了大专学历,后来又如愿成了一名编辑。可我深深明白,骨子里我依旧是那个梦想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踏进大学校门的农家女。
而今,我来了,站在“复旦大学”四个字下面了。可是,这不是我本来想做的那个我“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那些往事也来了。父亲低垂着的灰苍苍的头,母亲迎风飘起的大襟布衫,魏老师黯然的眼神,乡间土路上汽车尾部曳着的那道烟尘在如潮的车流和人流中,孑然独立的我如一块暗灰的无人触摸的礁石。礁石上,有似水非水的透明液体悄然滑落,滑过十几载的岁月,滑过死了的和活着的心,滴落在坚硬的地板砖上,铮然作响。
因此,走进复旦的我,其实是一个难以“破我执”的朝圣者。
因此,在我眼里,复旦是大的,大得足以覆盖无数农家孩子的梦境;是广的,广得足以容纳天下的灵秀与那些洞穿时空的大智慧;是高的,高得使仰视她的人缩成一粒芥籽;而这高,又是凭了深厚的积淀作根基的。
也因此,面对复旦,面对那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我肃然噤声,连叹息也不敢有,只在心里反复播放着一句话: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3、黄玉峰
初见黄玉峰,是在复旦大学逸夫楼会议室“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与实践报告暨展示研讨会”上,时间是2002年6月8日。知道黄玉峰却比较早,是在2000年中国青年报上语文教学的“叛徒”一文中见到的,那种大刀阔斧,那种特立独行,那种执着与坚持,再加上“叛徒”俩字,使得“黄玉峰”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个叛逆者形象刻在了我心里。会场上“黄玉峰”三... -->>
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 1、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心里自然是兴奋的。上海,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唐朝的长安,广开四门,容纳八方来客,繁华得一塌糊涂。所以,踏进这东方大都市时,那高楼顶上灰白破旧的铁皮屋,那蜷卧街头衣衫褴褛的乞丐们,那废品外泄的垃圾屋和弄堂里四流的污水,都没有使我吃惊,只觉得都是风韵犹存的徐娘鬓边的尘霜,更增沧桑而已。
但是,失望终究没有消弥,后来竟至越来越浓,越来越深了。
穿行于上海的街道,触目尽是些冷漠的脸。也许他们曾在某个时刻受过某些伤,于是躲在某个角落,舔净伤口,静等伤口结上一层又一层的痂,直到脸上也罩了这么一层痂的甲后才走向别人。隔着这么一层甲,你还能看到什么呢?还能指望给予或接受什么呢?只有拒绝,拒绝给,也拒绝受。他们用眼看你——那是这张脸上唯一不曾被掩盖的——你依然发现不了什么,因为那眼神没有喜也没有悲,没有友善也没有敌意,自瞳孔那一点黑里幽幽地延伸进去,直达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猎获到的也只是一个空。
有时也会看见两个上海女人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叽里呱啦地喧闹一阵,但一眼可以看得出的是,她们在各喧闹各的,相互之间没有感应,没有融汇,更没有默契,就像一个枝头上两只不同类的鸟。偶尔,我凑近了去,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她们马上戒备地看我,乌唇乌眼的两张脸上写着同一句话:“你想干什么?”这倒不谋而合了。
作为异乡人,走在这样的一群中,孤独感是很强烈的。走投无路时也想找个人问路,一个一个看过去,总算找到一个和善点儿的,鼓足勇气问去,却答:“我也不是上海人,不清楚。”
最怕的是逛服装店。一踏上台阶就有热情的店员迎上来,大多是中年女人,开口便道:“小姑娘,来上海玩哦?”同行的女伴早过而立之年,我也是将近而立,在家乡是常被小贩们称为“大姐”的人,而今听得一声“小姑娘”心里有点不自在但也有丝窃喜。欣然进店,便有人热心地介绍,款式如何新颖,质量如何上乘,价格又是多么低廉。只要指着一件询问一句,即刻有人拉你去更衣室,告诉你“试试不要钱的,不试白不试喔”换了衣服出来,还没顾上站到穿衣镜前看一眼,所有的店员都赞不绝口:“蛮漂亮的!”“小妹妹身材蛮靓蛮靓!”“别脱了别脱了!”就有人去揪商标牌,若顺从地买下即皆大欢喜“再见”“欢迎再来”之类不绝于耳——结果呢,女伴买的“纯棉”睡衣刚穿了一水就起球,我买的凉鞋一晌不到便开胶了,换了一次又如此,如是三次之后便再不肯去了。若制止店员去揪商标并坚决不买,她马上面若寒冰,眼欲喷火,骂不绝口,看你一头雾水听不懂她的上海话,可能是因为不解气便来一句上海普通话:“屁股也露出来了!”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让人想到那个拉皮条的王婆,愈发坚定了不买的想法,最终自然是落荒而逃了。出了店门没走几步,又听得一声甜腻腻的“小姑娘,进来玩哦”扭头看去,差点晕倒,是位一脸麻子、半脸皱纹的“小姑娘”!不敢多话,只在心里祈祷:“小姑娘”小心被人当“白鸭”哦!
还是去上海的窗口看看吧!南京路步行街总会不一样吧?结果大同小异,女伴因轻轻摸了一下衣领被骂了个狗血喷头,骂的什么虽听不懂,但挨了骂还是很清楚的。得,再次逃命吧!
一到外滩,心境大变。虽然依旧嘈杂,依旧孤独,但不去管它,只趴在河栏上看去。暮色四合,各处的灯光都亮了起来,黄浦江粼粼千年的波光依旧在温柔地闪亮,以宽厚的臂膀拥抱千万游子的心,以特有的仁慈抚慰着这个供没有根的人们栖息的城市。对岸如烛的灯光一下子将上海拉远了,远得像一场绮梦,缥缈,美丽,不带一点真实世界的风沙,心里却觉得近了,亲切了,忍不住轻呼:哦,这才是我心中的上海,有容乃大,有色乃绝。
听说,登上东方明珠看上海就更美了。一试之下,大吃一惊:天哪,上海,她有一园子的花呢!红的,绿的,樱花粉的,柠檬黄的,还有无数排得整整齐齐的雅致的小花在缓慢地游动,组成一条流动的闪亮的花之河。有一处的灯更绝了,像一朵大丽菊,毫无节制地自由地开放着,开放成一个巨大的王冠,给上海这绝色的东方女郎平添了几分艳丽,几分华贵,几分神秘。
心满意足地踏进回程的观光车,只见人们零零星星地坐着,有人在靠着椅背打瞌睡,朱红、烟紫等各色的光在脸上一闪而过,那些疲惫、憔悴都隐进了斑驳的灯影里,剩下的只有诡谲和奇兀。而车,在摇摇摆摆地走走停停,晃啊晃,一直将人晃进旧时代,晃进张爱玲清冷的梦里。国愁,乡愁,情愁,种种人生况味齐匝匝涌上心头来。
一声叹息,三分失意,七分怀旧,全送给上海吧!
2、复旦
我是一个有大学情结的人。
初中时教我数学的有一位魏云汉老师,他教出的学生有不少上了大学,据说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复旦的,他也因此而名扬一方。刚入初一一个星期,他就断言我是“大学坯子”经常找竞赛题给我,要我瞄准北大、复旦等下功夫。我的同窗都戏称我是老师的“小幸子”意思是最受宠爱的孩子,因为他实在是太宠我了,有一次我因迟到挨了校长的批,上课了还任性地哭着,他竟专门停下课来哄我。可是,我最后还是让他失望了。
虽然中招考试时我是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虽然我的分数超出有名的县一高几十分,虽然我的语文、数学成绩在全县占前几名,但我到底没进高中的校门,当然也与大学失之交臂了。一则师范每月有生活费补贴,学费又低,是当时农村孩子最理想的选择;二则那一年,我家盖了新房,嫁出二姐,又迎娶了二嫂,已经无力再供我上高中读大学了;三则当时师范录取分数线颇高,乡里指标也有限,能上师范是件极光荣的事。所以,懵懂的我就顺从地上了师范。
此后,魏老师一见我的父亲就摇头叹息,埋怨我的父亲——他们两个是因为我而成了朋友的。父亲也一直不能释怀。虽然我一直安慰他们,说我对能上师范很满意,说我极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说上了高中未必就能上大学,但天知道,我对大学是多么的向往,对我那些能参加高考的同学是多么的羡慕,对他们中成了大学生的就尤为羡慕了。
十多年过去了,魏老师和我的父亲都已作古。我呢,在乡下教满土政策规定的三年书后,进修了大专学历,后来又如愿成了一名编辑。可我深深明白,骨子里我依旧是那个梦想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踏进大学校门的农家女。
而今,我来了,站在“复旦大学”四个字下面了。可是,这不是我本来想做的那个我“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那些往事也来了。父亲低垂着的灰苍苍的头,母亲迎风飘起的大襟布衫,魏老师黯然的眼神,乡间土路上汽车尾部曳着的那道烟尘在如潮的车流和人流中,孑然独立的我如一块暗灰的无人触摸的礁石。礁石上,有似水非水的透明液体悄然滑落,滑过十几载的岁月,滑过死了的和活着的心,滴落在坚硬的地板砖上,铮然作响。
因此,走进复旦的我,其实是一个难以“破我执”的朝圣者。
因此,在我眼里,复旦是大的,大得足以覆盖无数农家孩子的梦境;是广的,广得足以容纳天下的灵秀与那些洞穿时空的大智慧;是高的,高得使仰视她的人缩成一粒芥籽;而这高,又是凭了深厚的积淀作根基的。
也因此,面对复旦,面对那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我肃然噤声,连叹息也不敢有,只在心里反复播放着一句话: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3、黄玉峰
初见黄玉峰,是在复旦大学逸夫楼会议室“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与实践报告暨展示研讨会”上,时间是2002年6月8日。知道黄玉峰却比较早,是在2000年中国青年报上语文教学的“叛徒”一文中见到的,那种大刀阔斧,那种特立独行,那种执着与坚持,再加上“叛徒”俩字,使得“黄玉峰”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个叛逆者形象刻在了我心里。会场上“黄玉峰”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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