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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后来写成了斗牛的圣经——死于午后，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斗牛场上这一原始生命力及生存方式的深刻蕴含。而这一蕴含，对于心灵向个体血肉之躯的自然状态的回归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和启示。
四
几部畅销书使海明威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财富。他在美国最南端的海岸小镇基韦斯特安了家，这是个朴实得近于古拙的大而老的木屋。“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水边，四周尽是棕榈和黄蝴蝶树。”(海明威传辛格著)海明威不愿住在大城市里。“‘我一点也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他说。‘谁说要当作家就必须住在纽约？纽约的作家，那都是装在一个瓶里的蚯蚓，挤在一个瓶里从彼此的接触中吸取知识和营养。有时候，瓶子做成艺术的形状，有时候又做成经济或宗教的形状。不过他们一旦钻到瓶里，就待在里面不肯出来了’。”(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是自然的儿子。在社会群体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以一种近于狂热的劲头投身于大自然中。他象一股永不停息的旋风，从大海到丛林，一会捕马林鱼，一会猎麋鹿。后来他迷上了黑非洲。在基韦斯特的七年中他两次前往那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原始生命的保留地。如果按今天动物保护主义的看法，海明威的嗜猎无疑于犯罪，我们也很难想象，海明威若是生于今天，会不会满足于用一种枪式摄影机对准动物，扣动扳机，拍下它们的形象，做一场比喻性的捕猎。但在当时，狩猎还被看做显示勇气和力量的方式。并且是通过勇气和力量与自然相融合的途径。对海明威尤其如此。人的行为往往是多种动机的载体。我们可以为海明威的嗜猎寻找出许多种动机，但综合起来无外乎出于融合于自然的渴望。生与死是自然的主题，同时也是海明威作品的主题。而且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从没有天随人愿的生命终将战胜死亡的允诺。他展示给读者的、往往是在注定将要死亡的结局面前，生命怎样发挥它的力量和勇气的最大蕴含。在这之后，是死亡的、比生命更博大、更深沉的力量的显示。前者使海明威的作品充满生命活力，后者则构成了他的另一个主题的虚无。海明威最激动人心的就是他的生命活力，而他最深刻的启示却是他对于否定生命的死亡力量的展现。狩猎的全过程都充满着生与死的较量，它同样有一套自身的法则，而且比起都市生活中的规范来，可说是人与对象世界之间最自然的一种了。
在这一法则中，生与死具有同等的价值。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走出非洲中，善于狩猎的男主人公死后葬在他猎杀过狮子的草原。沉沉的暮霭中，几只雄狮盘居在他的坟墓上，那一幅画面看了让人感到温馨慰藉，丝毫不逊色于男主人公射杀狮子犀牛时的伟壮奇险。这就是狩猎这一生死交响乐中的审美价值。它同单纯要从野兽身上获利的那种捕杀与买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生命对死亡的抗争和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在海明威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的心灵经历了从群体向个体回归的过程。那么西班牙内战则重又把海明威招唤到群体的共存中来。这一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海明威是抱着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的，或者说是怀着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投入战争的。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在哈瓦那两大陆旅馆五楼一角的一间房间里写完原稿时，他倒了一大怀冰水，抓起一块面包，呻吟道：‘我写进书中的不是西班牙内战写的是我十八年来所了解的有关西班牙的一切’”(海明威传辛格著)
丧钟为谁而鸣是西班牙内战的纪实，但它的审美价值却表现在它对于那场内战的功利成败的超越。正是由于这种超越意识，小说出版后才反常地遭到敌对双方的同声指责。
是的，海明威是作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和人道主义者参加到西班牙共和军一方，与同他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道为民主共和而战。整个内战中，他既是拿笔的记者，又是拿枪的战士。他曾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乔丹一样同游击队一道转战于西班牙的崇山密林之间。但丧钟为谁而鸣却不是简单地、爱憎分明地向我们诉说共和军的正义、游击队的英勇；同时也没有愤怒地以大量笔触揭露佛朗哥叛军的残暴罪行。充斥于小说的并不是爱与憎或正义与非正义的展示。海明威为之呕心沥血的仍然是那个生与死的伴舞。
这是否是一种消极呢？丧钟为谁而鸣的死亡与永别了，武器的死亡有什么不同呢？
永别了，武器是一部逃离战争中的人类群体的孤独者的自传；而丧钟为谁而鸣却是积极加入到正遭受战争蹂躏的受压迫人民中的自觉行为的纪实。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海明威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诗句——
谁也不能象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缺其一隅。
这如同一座山狎，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这种群体意识标志了海明威及以其为代表的一代人，在心灵摆脱了民族国家物欲特化的狭隘性之后，又以自由个体的姿态重新溶入到人类整体事业中。在心灵超越与升华的道路上，海明威们又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在心灵回归到个体血肉之躯后，海明威们就终生浸泡在酒色之中，那这种回归就将以坠落为结局。为了人类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们，不但超越了个体的狭隘性，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因为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受神圣祖国的呼唤而战，民主与自由也不再是那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一次参战，海明威的心灵是在追求着比以往更为广大深远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如果没有这一追求，他就只能爱恋杯中的美酒和床上的女人，而不会为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去忧心如焚并投入战斗了。
海明威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感，这不仅局限在斗牛上。在他参战的日子里，曾有过这样一段小故事：
罗西塔是十二岁的孩子，不过西班牙农家的男孩和女孩从小就听惯和看惯了匹配和生育的过程。温暖的气候使男孩女孩都比寒冷地区的早熟得多。罗西
塔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大名鼎鼎的(被人称为大将军)海明威发现她在一个垃圾箱里寻找可吃的东西，便把她带回到他的住处。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询问，他才打听到她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已经不知道家在何处。战争及其带来的混乱使她遇事不肯开口，只有温存或者无情责骂才能叫她说话。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些不新鲜的硬面包和巧克力，深蓝色的眼睛对他表示谢意。
“罗西塔，小燕子，”他说“我觉得我是生病了重病。你快出去，让我好好地吐一阵吧，”他拚命想站起来，但做不到，憋不住把胃里的东西统统吐在桌上。
罗西塔让他伏在自己肩上，搀他上床去。然后一声不响地溜下花砖扶梯，提了一罐凉水上来。她用湿布给他敷在额上退热，还给他洗了洗手。
劳累过度加上赤痢复发，使海明威浑身发烧，昏迷过去。
第二天早晨，房间拾掇得干干净净，但是罗西塔不见了。
她留下一张写得歪歪斜斜的字条：’大将军，我爱您。爱，罗西塔。”
“小燕子，”他喃喃自语道。“你这可爱的小丫头，深蓝色的眼睛。你怎么样啊？”(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的爱是心灵超越个体狭隘的表现。同时，这种爱又是他的心灵进一步向审美的更高层次升华的基础。
他虽然深爱西班牙人民，而且愿为他们的幸福献身，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心灵局限在这爱与恨的利害关系里。从西班牙尸横遍野的战争中，他不仅看到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而且还进一步看到生与死这个古老永恒的主题中深刻的审美内涵。正是这一内涵的开掘，才使丧钟为谁而鸣具有了超越西班牙内战的更高的审美价值。
求生存是任何一种生物行为的基本动机。但有生界在包括无生界在内的整个宇宙中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与有生界相比更为广大深远的无生界，象土地孕育植物那样孕育了有生界，而生命也象叶落归根化为泥那样，通过死亡回归到无生界。死亡可以理解为物质摆脱有限的，并且在求生过程中被特化了的生命体的束缚和狭隘向无限的，只有无形的孕育而没有特定的结局的无生界回归的桥梁。因为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爱恋，所以把死亡描绘成可怕的恶魔，这个恶魔集人类一切悲哀与仇恨于一身；而生命则被喻为鲜花中的少女，集人类一切幸福与情爱于一身。这向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几千年以来，人类的审美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也就被局限在对生命的赞颂和欣赏中。这一审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具体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这一审美意识中，人们只能通过生命的可见、可嗅、可听、可触的存在及形式在
人类爱恋自我生命这一情感的肯定中感受到慰藉和愉悦，从而在死亡对人类爱恋自我生命这一情感的否定中所蕴含的更大的审美价值上处于朦昧状态；另一方面，人们一再通过艺术创作赞颂生命，并从自然对象中抽取出肯定生命的形式以自慰自赏，但对生命本身的狭隘自私和有限处于一种盲目状态，这一盲目与前一种对死亡的审美价值的蒙昧有直接的关系。
无生界和有生界构成的宇宙世界就象一座硕大无比的金字塔，由下至上是无生界，初级生命和高级生命界，人类处于这一金字塔的顶峰(就目前人类力所能及的空间而言)。物质的运动在这个金字塔中呈现着由浑混到清晰，由孕发万物的本真到独为一己的特化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物质不断地从大到小，从无限向有限，从无知无欲至有知有欲的转化过程。但物质的运动并不以金字塔的顶峰为终结，它还要从这个顶峰向原路折回，直至重返无生界完成那永无休止的轮回。相对于向金字塔顶峰的运动而言，回归是从小到大，从有限向无限，从有知有欲至无知无欲的转化过程。如果人类能以超越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恐惧去静观这后一个过程。那么，心灵就能在超越个人肉体存亡计较后，融入整个物质界的运动中，自觉到物质向无限广阔深远的本真存在回归的积极意义。而从特化向本真的回归，这本身就是审美的本质所在。当人类的心灵以静观的态度去感悟这一回归时，人类就进入了比赞美和欣赏生命更高层次的人生审美境界。
这一进入不是在愉悦中完成的，面对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力量，人们首先感受的是痛苦和恐惧。在生命界中，再也没有什么生物能象人类对死亡有如此的感受。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人类超越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的难度是生命界中最大最艰巨的；另一方面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进入的可能。只有人类才有可能以审美的眼光去静观死亡，从死亡中感悟到生命体所具有的物质向更为广阔深远的对象世界融合，并开始新的孕育生命过程的审美价值。
对死亡的审美态度，不同于宗教的态度，宗教是宣布通过死亡摆脱人世的痛苦与虚无；而审美的死亡观并不是建立在对生命中某一特定内容的否定上。虽然死亡事实上构成了对生命的否定，但它否定的是生命体本身，并不是否定生命的痛苦与虚无。宗教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生命，所以用死亡去否定生命；而审美则是在赞美生命的基础上超越对生命爱恋和求生中的狭隘片面进而静观死亡。在对生命和对死亡两个状态的感悟中，审美者都是积极的。
这一积极的审美态度，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分的体现。
小说始终在失败和死亡的悲雾笼罩下讲述了主人公乔丹在执行一项炸桥任务的短短三天里的故事。这是乔丹生命的最后三天。他是自愿参战的美国人(同海明威一样)，他受指派要在共和军一次大规模进攻开始时炸毁一座佛朗哥军队向前线增援所必经的大桥。后来事态的发展注定了那将是一次失败的进攻——敌人早有准备，为进攻者设下了陷阱，而进攻的共和军却发动了不可挽回的进攻。面对这注定失败的结局，深入敌后，无法与司令部联系的乔丹只能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同一个游击小队执行炸桥的任务。他们成功地炸毁了大桥，但在撤离时，乔丹身负重伤，一个人留在森林的边缘，等待着追击的敌人临近做最后的一击。
乔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生命的最后这三天里，他经历并感受了可以“和任何别人的生活比美”的欢乐和幸福。虽然乔丹第一天来到游击队营地时，善观手相的队长妻子皮拉尔就预示了他的死亡，但在整个小说中，并没有半点儿悲哀的气缠绕在乔丹的身上。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结局，他冷静地做着一切他必须尽责的事情。在这冷静之中，他还有一腔的激情，而游击队收留的玛丽亚姑娘则以她娇美的肉体和同样美好的心灵为他的激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投入对象。夜间他们在睡袋里，白天他们在森林中，短短的三天，两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灌注出一株火焰般燃烧着的爱之树。令每一个读者都会为之神往、为之动情。
在这三天中，乔丹通过被死神拥抱着的、只有七八个人的巴布罗游击小队，了解到比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以来所了解到的东西多几倍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情况。这不是一般的上层集团的斗争和大军团的做战过程。这是深植于民众内心深处的，关于内战的体验和感受。被政治抽象化了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敌对双方的撕杀中，深含着为双方参战者都感到厌恶的无价值的暴行残杀。共和派曾无情地集体屠杀过纳粹分子，那屠杀由于流氓无赖的加入而变成取乐和寻刺激的屠宰。使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感到耻辱。而佛朗哥军队随后进行了更为野蛮的报复。共和派的屠杀激起了佛朗哥军队的报复，报复又促使更多被杀者家属投入共和军或游击队。结果西班牙美丽的国土变成了巨大的陈尸场。
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不同，乔丹坚信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是为广大被压迫者而战。“尽管这是用得陈旧了的字眼。尽管在这些地方有官僚主义，办事不力以及党内派系纷争，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你期望中的某些事情，而这是你在和他们第一次接触时所不能体会到的。这是一种感觉到你在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英勇献身的感情。”(丧钟为谁而鸣)正因为这种感情，乔丹才在明知共和军最终难免失败的同时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争，但乔丹毕竟是一个美国人，这使他可以在投入的同时，以一种旁观的眼光看敌对的双方。共和军虽然正义，但内部也不乏象巴布罗那种自私而又残暴的家伙，他们表现了共和军一方在为推行其政治主张并获得现世生活利益的行为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狭隘和片面；而佛朗哥的纳粹军虽然是非正义的，但一方面他们与德、意法西斯不同，并没有加入到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中，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不乏正直理智的人。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也给西班牙带来了秩序和发展。因此，当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在长期的厮杀中完全用非理性的仇杀和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求生存来行事时，厮杀的双方都已陷入到难以自拔的片面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当敌对双方不能在理性控制下，和平地达到互相融合而发生杀戳后，战争就将以死亡来否定双方各自的狭隘和片面并强行实现双方的融合。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双方死亡的人数往往都大致相等，而且表面上的战胜者后来也往往要承受相当的损失，甚至在军事上的胜者往往会在其它方面拜倒在对方的脚下。
这并不是对正义的否定，而是以更高层次的静观和更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特定时空内发生的某一事件中正义与非正义的相对性。对于这一相对性的认识程度在某种角度上取决于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审美静观的层次。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主人公乔丹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战斗，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审美层次要高于那些杀红了眼的西班牙人(当然，这并不排斥有的西班牙人同样可以超越自身的利害关系来静观内战)。而作者海明威审美静观的层次还要比乔丹更高一层。因为他坐下来写作时，心灵与西班牙内战的距离比身处其间的乔丹还要更远一些。虽然海明威从未否认过他自己就是乔丹的猜测，我们也可以在此设定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当海明威坐在哈瓦那两大陆旅馆五楼的客房里写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他的乔丹实际上是另一个海明威，是拳击手海明威而不是观众和作家海明威。乔丹和作家是投入者与超越者的两位一体。身处战场的拳击手海明威(或者叫他乔丹，这是无所谓的)，虽然也感觉到战争双方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但他首先是一个投身于那一特定的时空中，源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而发生的内战的一分子。他必须竭尽自己的职责。象舞台上的角色，他的上台是完全自愿的和出于冷静清醒的思考选择的。这一次不同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或海明威，那一次他是凭一种冲动和对民族国家的盲目信仰而参战的，所以在认清了一切后他自动退场了。这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他是一个认清了正义者的必然悲剧而英勇赴死的就义者。那他就要完成角色本身规定好了的表演动作。这并不是偏执狂的冥顽，而是出于对被压迫者深切的爱和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正是因为这种爱和良心，他才义无反顾地同西班牙人民一道奋勇当先承受历史施压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及其一切痛苦和损失。这一切都表明，在西班牙内战这个巨大的拳台上，拳击手海明威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因此他才能获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超出一般局外人的深切感受。但如果海明威不能超越做为拳击手的自我或者说不能超越做为乔丹的自我，那么丧钟为谁而鸣就不会具有它所蕴含的审美层次。
投入的海明威充分体现在乔丹生命的最后三天中的行为上。他冷静地尽责，他热烈地爱恋，都显示着生命的可爱与伟大；超越的海明威则体现在小说中失败与死亡必然降临和对生命的否定力量中。而这两种因素又紧密地融汇在乔丹这个人物及整个小说的情节中。当我们做为读者阅读小说时，我们难以发觉这一区分，它们融成了一种艺术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一切。只有当我们合上书本，坐下来冷静地进行理性分析时才有可能也有必要把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
在小说的结尾，投入与超越在死亡的终结点上合聚在一起。在这之前，生命一直在森林中播撒着春的种子。而死亡则徘徊在森林四周，象捕鸟的网一样张开着。乔丹带领着游击小队走出森林去炸毁大桥，他们和读者都明白——这是走向死亡。如果我们把乔丹的死仅仅理解为英雄的牺牲，那我们就只是达到了投入的拳击手海明威的审美层次，这个层次表明个体心灵超越一己利害关系的计较，与一个更为广泛深远的对象——西班牙人民融合在一起，并进而同人类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融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达到了超越的作家海明威的审美层次。
所谓英雄之死，实际上是对死亡的出于敌对双方利害关系的计较而做的评价，是把死亡看作利害冲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对利害冲突中的双方狭隘性与片面性的否定。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死的英雄性的审美价值，在投入者乔丹身上已充分肯定了这一价值。但同时，也不应当把心灵束缚在这里，不应当停止心灵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超越与升华。超越的作家海明威描写死亡时并没有加入鲜明的褒贬，乔丹最后将要与其同归于尽的贝伦多中尉并不是一个可恶的家伙，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为每一个死去的朋友感到难过，当他看到亲手打死的游击队员和他死去的朋友躺在同一个山坡上时，他曾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他象乔丹一样克尽职守，一样冷静沉稳。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会在和平的生活中成为同样受人欢迎的人。但战争却使他们必须互相残杀，只要他们的生命在战争中延续一
天，他们就要继续对抗下去，唯有死亡能消除他们的对抗。乔丹和贝伦多是作家对西班牙内战对立双方的高度抽象后的典型代表。从当时看，他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并各自坚信其献身的价值，但从人类整体存在和长久的历史发展看，他们都是人类中优秀的一员，无论那一个死去，都是人类整体的损伤。正象小说前面那首诗中写到的：“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缺其一隅。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作家没有描述这两个青年人的死亡，但我们已经为他们的死亡所感染。死者感受不到的心灵对各自献身一方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超越后的融合，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引起情感的涌动。敌我和利害在这涌动中被抚平融合为一体，我们似乎忘记了双方的激战，忘记了进攻和炸桥。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西班牙的内战和双方的是非曲直。我们只记得那一群男女的生与死的故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生命的壮美和它向死亡回归的静穆。乔丹面对死亡的冷静，除了一种英雄气质外，还有面对否定自我的力量而以静观的态度去体验它的审美成份。在此，生与死变成了代数式一样的纯净而抽象的符号，它们之间的转换展示出超越敌我利害、功利计较的更高层次的审美价值。构成生命的物质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化在乔丹们和贝伦多们的对抗里，死亡是使他们摆脱这一特化天地的途径之一，在死亡中他们将转向共同的无序黑暗的浑混，一起融入生命的再孕育中。而那些活着的和后来的人，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死亡的启示，自觉地结束对抗的狭隘与片面。地球是一个村落，如今，这个概念已不再是陌生的了。尽管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仍将继续下去，但人类心
灵的融合也同样在向前发展。
随着小说情节的结束，我们同海明威一道完成了两个层次的超越：一是对个体的利益，一是对人类的生存。这后一个超越标志着海明威已接近了他一生追求的审美境界的最高点。在他最伟大的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他终于登上了这个顶峰。
五
海明威有一艘名叫“拜勒号”的快艇，他常常驾着它在加勒比海的波涛中捕鱼。马林鱼、金枪鱼、鲨鱼海明威被公认为出色的渔夫。但他与普通的渔夫不同，他并不是靠打鱼为生。他驾着快艇去捕鱼，是为了使自己融合于大海，融合于大自然。他的心灵在同风浪及大鱼的捕斗里的感悟与那些普通渔夫或以捕鱼为乐的人不同，这种差别你只要读一下他的老人与海就会深有感触。
老人与海是根据一位古巴的老渔夫亲身经历的故事写成的。但小说远远不同于老渔夫的故事，它汇集了海明威全部海上生活的感受和一生的追求。也正是海明威的感受和追求才使老渔夫的故事获得了小说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如果海明威没有在自我人生中进入到那一审美境界，如果他只是原原本本地照实写下那个故事，我们读到的就只能是一篇令人泪下的伤心的悲剧。当初，那个古巴老人也正是满怀着痛苦和失望的神情向海明威诉说他的厄运的。老人把这故事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倒楣的时刻。但他也因祸得福，海明威的小说和那副大鱼骨架使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一些以捕鱼为乐的富翁纷纷来乘他的船出海捕鱼，很多人求他讲述那个故事，老头是一概收钱的，他还一再地向海明威索要报酬，甚至告到法庭，他象一条贪得无厌的鲨鱼那样硬要海明威给他一条新船。他的整个故事和它的尾声只是一段逐欲过程中失望与满足的转换，除了金钱以外，老人看不出打鱼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可以说，老人的故事和他本人是非审美的，只有当海明威用审美的感悟去对他和他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时，才产生了举世称誉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不同于海明威那些自传性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老人不再是受海明威支配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老人既超越了他在生活中的原型，同时也超越了作家个人的情感世界。这种超越在以亨利或乔丹为别名的海明威身上也有体现，但他们从未达到如此高远的程度，从未获得如此崇高的伟力，以致于作家本人也要仰视他。在象征的深度与广度上，老人超过了海明威笔下所有的人物。尽管海明威一再声明那只是一个老渔夫：“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致贝瑞逊的信)”海明威要否认的是一般懒惰的评论家或读者的简单而空泛的类比。这种类比会使一个小说中活生生的形象失去血肉生气和个性，使“他”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转而变成某一群人的标签，这将断送“他”的艺术生命。
在海明威的创作过程中，他也许真的压根就没想过用老人与海去象征什么的问题。小说中所蕴含的审美内涵是海明威在多年的海上捕鱼生活中的切实感悟。当这种感悟与那老渔夫的故事遇合后，便生成了这篇小说。小说中老人进入的那种人生审美境界，正是海明威曾经进入过的审美境界的记录和写照。而这种感悟，这种境界并不是在书斋中或什么别的地方沉思默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海明威自己的捕鱼过程。海明威不需要用比喻象征去借老人与海说出什么谜底，老人与海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人生审美的境界。而你若看懂它，你就进入了同样的境界。然后，你把在这一境界中的感悟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去感受、去理解你所面临的对象。这时，如果你在同对象世界的关系中也进入了“老人与海”那样的境界，那么“老人与海”就成为了你在现实生活中所进入的那一境界的象征。如果你不能在同对象世界的关系中进入那种境界，那么“老人与海”就只是你曾读过的一段故事。但这只是读者的事，与海明威本人无关，他确实并没有用“老人与海”去象征什么。
海明威对他的传记作者辛格说：“我读过两百多遍手稿，每读一遍都给我一些启发。即便它现在定稿了，竣事了，我一拿起这本书，就仿佛觉得终于找到了我平生所追求的东西。”
海明威要追求的东西，并不是仅仅在老人与海这部短篇中才被发现。在他捕鱼狩猎的实际过程中，他已经感悟到了他的追求，只是通过老人与海，他才最终实现了对象化的塑造——心灵中意会的感悟变成了可言传的文学。
那么，海明威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心灵与对象世界的本真状态的融合。这种融合在小说中得到了浑然天成的表达。
人生美学所阐述的与对象世界的融合，并不要求人们放弃建立在人的利益、欲求基础上的生存权力，并不要求取消人与对象世界的对立状态。它只要做到心灵对这一求生存过程中的狭隘性与片面性的超越，只要做到心灵在超越了本身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后在同对象世界的融合中获得升华，获得对于对象世界更深远、更广泛的存在的感悟，以避免被求生存的狭隘与片面特化掉，为个体并最终为群体的发展开拓新的天地并汲取新的力量。人生美学对人类的求生存活动和他们求生存中对立着的对象世界双方都抱着赞美的情感。这种情感同样洋溢在老人与海中。
小说中的老人是一位出色的渔夫，他与大海搏斗了一生，在与大海的对抗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力量与技巧双优的强者。但他毕竟是太藐小了，大海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否定力量。如果他是一个除了捕到船上的鱼以外，对海没有其它感受的人；如果他是拜倒在海的威力面前而显得凄凄哀哀，一味企求大海施舍的人。他就是一个狭隘与片面的海的对抗者、或者只是一个海的投顺者，他就绝不会具有小说中老人的审美价值。
桑提亚哥既不是前一种人，也不是后一种人。他是出色的渔夫，捕杀过无数的大鱼，但他对海的感情不仅限于它能为他提供可捕杀换钱的鱼。他对海洋，对海洋的生命有强烈的赞
美和热爱。他喜欢那些活跃在海浪中，甚至是与他对抗的鱼要胜于喜欢已被捕杀在船仓里的死鱼。他赞美大鱼的力量，勇气和风度，他把它们当兄弟，为不得不捕杀它们而难过；就是对那些吞吃了他的收获的鲨鱼，他也同样持赞美的口吻认为“它是美丽的，崇高的，什么也不怕的。”
这种赞美和热爱，意味着桑提亚哥的心灵已经超越了捕鱼这一行业本身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在他出于肉体的欲求而与大海对抗，捕杀鱼类的同时，他的心灵实现了与大海及鱼类的
融合。这样，打鱼不仅是满足物欲的途径，同时也是心灵与对象世界融为一体的途径。在整个追捕大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老人同大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边同大鱼搏斗着，一边同它交谈着，当他被大鱼拖得筋疲力竭时，他想：“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以桑提亚哥为人类的代表，以鱼为自然的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审美的眼光看，是对抗与融合的辩证统一。对抗是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融合是对抗的超越和升华。只有双方依照自然的法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自肉体的力量与技巧去进行对抗；同时又通过人类心灵超越对抗中的狭隘与片面，才能达到完满的融合。
桑提亚哥是出色的渔夫，他的对手是一条出色的大鱼，他们之间对抗的激烈程度是超常的，如果是一个一般的渔夫捕杀一条小鱼，那么双方相对而言都是个小天地，心灵超越与升华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小说中人与鱼的对抗是惊心动魄和精彩壮观的，而老人对大鱼的爱也是深挚的，这爱是由对抗产生的对于否定力量的审美静观。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利害关系的静观，老人就只有对大鱼的仇恨和诅咒。老人通过对抗而超越了捕杀大鱼这唯一企图的狭隘与片面，对抗转化为融合的途径，因此，老人已不在乎他同大鱼的谁胜谁败，谁死谁活了。这些只是出于人类一己目的的评价，并不是从自然的角度去看。或者说不是从静观的角度去看。对于一个无关利害、绝对公允的观众来说，一场拳击赛的关键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是否精彩和公平。但因为观众是局外人，因此他的态度只是旁观而不是审美的静观。没有投入也就无所谓超越。只有象桑堤亚哥老人这样，既全身心地投入到同大鱼的对抗中一拚生死，同时又以超越的心灵静观正在进行的对抗，这才是进入了审美境界，才是进入了本真的融合。这时，桑堤亚哥努力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弄死大鱼，而是要竭尽全力使这场对抗赛更精彩、更壮观、
更公平——更美。正象海明威常说的：“杀要杀得利落无痛。”
既然融合成为了目的，而对抗成为了手段，那么谁生谁死对于融合来说都是同样的。所以桑提亚哥也就无所畏惧了。对于一个以审美的态度去看待对象的人来说，否定自我的对象的力量越是强大，越能激发起他对抗的力量和融合的愿望。因此，桑提亚哥无论在大海面前和大鱼及鲨鱼面前都从未丧失勇气，因为他的心灵已不被利害得失所局限。与对象达到本真状态的融合的心灵，反过来为肉体注入了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从而使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不断发展下去，并越来越走向更高远的层次。
老人与大鱼的融合是通过大鱼的死亡结局的，但老人与大海的融合并没有结束。鲨鱼作为大海的更为强悍的否定力量击败了桑提亚哥。
他没有悲哀，大海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世界，既为他提供了朋友，也为他提供了敌人，既为他提供了成功的可能，也为他设下了失败的定局。这一切都是他与大海相融合的途径或手段，因此是同等价值的。失败后的桑提亚哥反到格外的冷静，就在他精疲力竭地昏睡在床上时，他仍然继续梦见非洲海岸的狮子，那是他不曾去过的另一个世界，从少年时代就是他心中雄壮的梦乡。现在鲨鱼吃了他的大鱼，他的梦依然如故，正象他对着鲨鱼群挑战时说的：“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给打败的。”而且，那位少年曼诺林，那位再现了他的少年时代的孩子重又回到他的船上，他们又要打鱼了。大海在桑提亚哥心目中就象一个女人“施宠或者不施宠的一个女人，要是她做出了卤莽的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
一个女人永远是男人需要的对象。好与坏只有在个别的对象身上有价值的区别，但做为整体，女人的世界是无好坏之分的。
大海就是桑提亚哥心目中的整体的对象，他从不计较她的某一次恶做剧给他的打击，他永远需要她，永远追求着与她的融合。老人就在这种融合中获得了海一样的伟大品格；大海因为有了他也显得更富生气和力量。在这种超越利害得失的本真的融合中，人和海双方都获得了增值，都获得了升华。
你若读懂了老人与海，你就会感悟到老人是怎样在同对象世界否定力量的融合中超越了个体的狭隘与片面的。这正是海明威所要追求的审美境界，或者说是一种人生境界。进入了这种境界后，生死存亡都不再是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标价牌，它们只是自然准则在本真状态中，也就是在无关利害的状态中的具体展现。海明威最后用射杀了无数大小野兽的猎枪射杀了自己，这本身也是一种蕴含了自然准则的公平结局。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美的追求和创造。老人与海标志了他生命中创造力的最高点。正象他自己说的，是他“一生中打倒的最大最美的狮子。”
再也没有哪一位文明人象他那样保持了最自然的生活。而且保持一生。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他的人生状态的直接展示。“在影片丧钟为谁而鸣里扮演女主角的瑞典美女英格丽褒曼对海明威作出了精辟的评价。她说：‘海明威不仅是个人，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生前对这位作家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象拳击场，每一个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当然一直参加拳击。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这也就象是你每星期日看斗牛时见到的那种悲剧美。我倒下时，观众也将以与自己无关的兴趣注视，就象西班牙的妓女看到公牛被斗倒时那样不动感情。”
这不正是拳击手的投入与观众的静观相结合的人生的鲜活写照吗？
。海明威后来写成了斗牛的圣经——死于午后，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斗牛场上这一原始生命力及生存方式的深刻蕴含。而这一蕴含，对于心灵向个体血肉之躯的自然状态的回归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和启示。
四
几部畅销书使海明威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财富。他在美国最南端的海岸小镇基韦斯特安了家，这是个朴实得近于古拙的大而老的木屋。“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水边，四周尽是棕榈和黄蝴蝶树。”(海明威传辛格著)海明威不愿住在大城市里。“‘我一点也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他说。‘谁说要当作家就必须住在纽约？纽约的作家，那都是装在一个瓶里的蚯蚓，挤在一个瓶里从彼此的接触中吸取知识和营养。有时候，瓶子做成艺术的形状，有时候又做成经济或宗教的形状。不过他们一旦钻到瓶里，就待在里面不肯出来了’。”(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是自然的儿子。在社会群体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以一种近于狂热的劲头投身于大自然中。他象一股永不停息的旋风，从大海到丛林，一会捕马林鱼，一会猎麋鹿。后来他迷上了黑非洲。在基韦斯特的七年中他两次前往那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原始生命的保留地。如果按今天动物保护主义的看法，海明威的嗜猎无疑于犯罪，我们也很难想象，海明威若是生于今天，会不会满足于用一种枪式摄影机对准动物，扣动扳机，拍下它们的形象，做一场比喻性的捕猎。但在当时，狩猎还被看做显示勇气和力量的方式。并且是通过勇气和力量与自然相融合的途径。对海明威尤其如此。人的行为往往是多种动机的载体。我们可以为海明威的嗜猎寻找出许多种动机，但综合起来无外乎出于融合于自然的渴望。生与死是自然的主题，同时也是海明威作品的主题。而且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从没有天随人愿的生命终将战胜死亡的允诺。他展示给读者的、往往是在注定将要死亡的结局面前，生命怎样发挥它的力量和勇气的最大蕴含。在这之后，是死亡的、比生命更博大、更深沉的力量的显示。前者使海明威的作品充满生命活力，后者则构成了他的另一个主题的虚无。海明威最激动人心的就是他的生命活力，而他最深刻的启示却是他对于否定生命的死亡力量的展现。狩猎的全过程都充满着生与死的较量，它同样有一套自身的法则，而且比起都市生活中的规范来，可说是人与对象世界之间最自然的一种了。
在这一法则中，生与死具有同等的价值。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走出非洲中，善于狩猎的男主人公死后葬在他猎杀过狮子的草原。沉沉的暮霭中，几只雄狮盘居在他的坟墓上，那一幅画面看了让人感到温馨慰藉，丝毫不逊色于男主人公射杀狮子犀牛时的伟壮奇险。这就是狩猎这一生死交响乐中的审美价值。它同单纯要从野兽身上获利的那种捕杀与买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生命对死亡的抗争和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在海明威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的心灵经历了从群体向个体回归的过程。那么西班牙内战则重又把海明威招唤到群体的共存中来。这一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海明威是抱着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的，或者说是怀着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投入战争的。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在哈瓦那两大陆旅馆五楼一角的一间房间里写完原稿时，他倒了一大怀冰水，抓起一块面包，呻吟道：‘我写进书中的不是西班牙内战写的是我十八年来所了解的有关西班牙的一切’”(海明威传辛格著)
丧钟为谁而鸣是西班牙内战的纪实，但它的审美价值却表现在它对于那场内战的功利成败的超越。正是由于这种超越意识，小说出版后才反常地遭到敌对双方的同声指责。
是的，海明威是作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和人道主义者参加到西班牙共和军一方，与同他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道为民主共和而战。整个内战中，他既是拿笔的记者，又是拿枪的战士。他曾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乔丹一样同游击队一道转战于西班牙的崇山密林之间。但丧钟为谁而鸣却不是简单地、爱憎分明地向我们诉说共和军的正义、游击队的英勇；同时也没有愤怒地以大量笔触揭露佛朗哥叛军的残暴罪行。充斥于小说的并不是爱与憎或正义与非正义的展示。海明威为之呕心沥血的仍然是那个生与死的伴舞。
这是否是一种消极呢？丧钟为谁而鸣的死亡与永别了，武器的死亡有什么不同呢？
永别了，武器是一部逃离战争中的人类群体的孤独者的自传；而丧钟为谁而鸣却是积极加入到正遭受战争蹂躏的受压迫人民中的自觉行为的纪实。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海明威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诗句——
谁也不能象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缺其一隅。
这如同一座山狎，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这种群体意识标志了海明威及以其为代表的一代人，在心灵摆脱了民族国家物欲特化的狭隘性之后，又以自由个体的姿态重新溶入到人类整体事业中。在心灵超越与升华的道路上，海明威们又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在心灵回归到个体血肉之躯后，海明威们就终生浸泡在酒色之中，那这种回归就将以坠落为结局。为了人类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们，不但超越了个体的狭隘性，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因为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受神圣祖国的呼唤而战，民主与自由也不再是那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一次参战，海明威的心灵是在追求着比以往更为广大深远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如果没有这一追求，他就只能爱恋杯中的美酒和床上的女人，而不会为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去忧心如焚并投入战斗了。
海明威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感，这不仅局限在斗牛上。在他参战的日子里，曾有过这样一段小故事：
罗西塔是十二岁的孩子，不过西班牙农家的男孩和女孩从小就听惯和看惯了匹配和生育的过程。温暖的气候使男孩女孩都比寒冷地区的早熟得多。罗西
塔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大名鼎鼎的(被人称为大将军)海明威发现她在一个垃圾箱里寻找可吃的东西，便把她带回到他的住处。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询问，他才打听到她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已经不知道家在何处。战争及其带来的混乱使她遇事不肯开口，只有温存或者无情责骂才能叫她说话。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些不新鲜的硬面包和巧克力，深蓝色的眼睛对他表示谢意。
“罗西塔，小燕子，”他说“我觉得我是生病了重病。你快出去，让我好好地吐一阵吧，”他拚命想站起来，但做不到，憋不住把胃里的东西统统吐在桌上。
罗西塔让他伏在自己肩上，搀他上床去。然后一声不响地溜下花砖扶梯，提了一罐凉水上来。她用湿布给他敷在额上退热，还给他洗了洗手。
劳累过度加上赤痢复发，使海明威浑身发烧，昏迷过去。
第二天早晨，房间拾掇得干干净净，但是罗西塔不见了。
她留下一张写得歪歪斜斜的字条：’大将军，我爱您。爱，罗西塔。”
“小燕子，”他喃喃自语道。“你这可爱的小丫头，深蓝色的眼睛。你怎么样啊？”(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的爱是心灵超越个体狭隘的表现。同时，这种爱又是他的心灵进一步向审美的更高层次升华的基础。
他虽然深爱西班牙人民，而且愿为他们的幸福献身，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心灵局限在这爱与恨的利害关系里。从西班牙尸横遍野的战争中，他不仅看到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而且还进一步看到生与死这个古老永恒的主题中深刻的审美内涵。正是这一内涵的开掘，才使丧钟为谁而鸣具有了超越西班牙内战的更高的审美价值。
求生存是任何一种生物行为的基本动机。但有生界在包括无生界在内的整个宇宙中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与有生界相比更为广大深远的无生界，象土地孕育植物那样孕育了有生界，而生命也象叶落归根化为泥那样，通过死亡回归到无生界。死亡可以理解为物质摆脱有限的，并且在求生过程中被特化了的生命体的束缚和狭隘向无限的，只有无形的孕育而没有特定的结局的无生界回归的桥梁。因为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爱恋，所以把死亡描绘成可怕的恶魔，这个恶魔集人类一切悲哀与仇恨于一身；而生命则被喻为鲜花中的少女，集人类一切幸福与情爱于一身。这向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几千年以来，人类的审美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也就被局限在对生命的赞颂和欣赏中。这一审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具体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这一审美意识中，人们只能通过生命的可见、可嗅、可听、可触的存在及形式在
人类爱恋自我生命这一情感的肯定中感受到慰藉和愉悦，从而在死亡对人类爱恋自我生命这一情感的否定中所蕴含的更大的审美价值上处于朦昧状态；另一方面，人们一再通过艺术创作赞颂生命，并从自然对象中抽取出肯定生命的形式以自慰自赏，但对生命本身的狭隘自私和有限处于一种盲目状态，这一盲目与前一种对死亡的审美价值的蒙昧有直接的关系。
无生界和有生界构成的宇宙世界就象一座硕大无比的金字塔，由下至上是无生界，初级生命和高级生命界，人类处于这一金字塔的顶峰(就目前人类力所能及的空间而言)。物质的运动在这个金字塔中呈现着由浑混到清晰，由孕发万物的本真到独为一己的特化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物质不断地从大到小，从无限向有限，从无知无欲至有知有欲的转化过程。但物质的运动并不以金字塔的顶峰为终结，它还要从这个顶峰向原路折回，直至重返无生界完成那永无休止的轮回。相对于向金字塔顶峰的运动而言，回归是从小到大，从有限向无限，从有知有欲至无知无欲的转化过程。如果人类能以超越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恐惧去静观这后一个过程。那么，心灵就能在超越个人肉体存亡计较后，融入整个物质界的运动中，自觉到物质向无限广阔深远的本真存在回归的积极意义。而从特化向本真的回归，这本身就是审美的本质所在。当人类的心灵以静观的态度去感悟这一回归时，人类就进入了比赞美和欣赏生命更高层次的人生审美境界。
这一进入不是在愉悦中完成的，面对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力量，人们首先感受的是痛苦和恐惧。在生命界中，再也没有什么生物能象人类对死亡有如此的感受。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人类超越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的难度是生命界中最大最艰巨的；另一方面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进入的可能。只有人类才有可能以审美的眼光去静观死亡，从死亡中感悟到生命体所具有的物质向更为广阔深远的对象世界融合，并开始新的孕育生命过程的审美价值。
对死亡的审美态度，不同于宗教的态度，宗教是宣布通过死亡摆脱人世的痛苦与虚无；而审美的死亡观并不是建立在对生命中某一特定内容的否定上。虽然死亡事实上构成了对生命的否定，但它否定的是生命体本身，并不是否定生命的痛苦与虚无。宗教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生命，所以用死亡去否定生命；而审美则是在赞美生命的基础上超越对生命爱恋和求生中的狭隘片面进而静观死亡。在对生命和对死亡两个状态的感悟中，审美者都是积极的。
这一积极的审美态度，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分的体现。
小说始终在失败和死亡的悲雾笼罩下讲述了主人公乔丹在执行一项炸桥任务的短短三天里的故事。这是乔丹生命的最后三天。他是自愿参战的美国人(同海明威一样)，他受指派要在共和军一次大规模进攻开始时炸毁一座佛朗哥军队向前线增援所必经的大桥。后来事态的发展注定了那将是一次失败的进攻——敌人早有准备，为进攻者设下了陷阱，而进攻的共和军却发动了不可挽回的进攻。面对这注定失败的结局，深入敌后，无法与司令部联系的乔丹只能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同一个游击小队执行炸桥的任务。他们成功地炸毁了大桥，但在撤离时，乔丹身负重伤，一个人留在森林的边缘，等待着追击的敌人临近做最后的一击。
乔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生命的最后这三天里，他经历并感受了可以“和任何别人的生活比美”的欢乐和幸福。虽然乔丹第一天来到游击队营地时，善观手相的队长妻子皮拉尔就预示了他的死亡，但在整个小说中，并没有半点儿悲哀的气缠绕在乔丹的身上。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结局，他冷静地做着一切他必须尽责的事情。在这冷静之中，他还有一腔的激情，而游击队收留的玛丽亚姑娘则以她娇美的肉体和同样美好的心灵为他的激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投入对象。夜间他们在睡袋里，白天他们在森林中，短短的三天，两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灌注出一株火焰般燃烧着的爱之树。令每一个读者都会为之神往、为之动情。
在这三天中，乔丹通过被死神拥抱着的、只有七八个人的巴布罗游击小队，了解到比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以来所了解到的东西多几倍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情况。这不是一般的上层集团的斗争和大军团的做战过程。这是深植于民众内心深处的，关于内战的体验和感受。被政治抽象化了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敌对双方的撕杀中，深含着为双方参战者都感到厌恶的无价值的暴行残杀。共和派曾无情地集体屠杀过纳粹分子，那屠杀由于流氓无赖的加入而变成取乐和寻刺激的屠宰。使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感到耻辱。而佛朗哥军队随后进行了更为野蛮的报复。共和派的屠杀激起了佛朗哥军队的报复，报复又促使更多被杀者家属投入共和军或游击队。结果西班牙美丽的国土变成了巨大的陈尸场。
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不同，乔丹坚信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是为广大被压迫者而战。“尽管这是用得陈旧了的字眼。尽管在这些地方有官僚主义，办事不力以及党内派系纷争，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你期望中的某些事情，而这是你在和他们第一次接触时所不能体会到的。这是一种感觉到你在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英勇献身的感情。”(丧钟为谁而鸣)正因为这种感情，乔丹才在明知共和军最终难免失败的同时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争，但乔丹毕竟是一个美国人，这使他可以在投入的同时，以一种旁观的眼光看敌对的双方。共和军虽然正义，但内部也不乏象巴布罗那种自私而又残暴的家伙，他们表现了共和军一方在为推行其政治主张并获得现世生活利益的行为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狭隘和片面；而佛朗哥的纳粹军虽然是非正义的，但一方面他们与德、意法西斯不同，并没有加入到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中，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不乏正直理智的人。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也给西班牙带来了秩序和发展。因此，当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在长期的厮杀中完全用非理性的仇杀和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求生存来行事时，厮杀的双方都已陷入到难以自拔的片面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当敌对双方不能在理性控制下，和平地达到互相融合而发生杀戳后，战争就将以死亡来否定双方各自的狭隘和片面并强行实现双方的融合。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双方死亡的人数往往都大致相等，而且表面上的战胜者后来也往往要承受相当的损失，甚至在军事上的胜者往往会在其它方面拜倒在对方的脚下。
这并不是对正义的否定，而是以更高层次的静观和更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特定时空内发生的某一事件中正义与非正义的相对性。对于这一相对性的认识程度在某种角度上取决于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审美静观的层次。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主人公乔丹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战斗，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审美层次要高于那些杀红了眼的西班牙人(当然，这并不排斥有的西班牙人同样可以超越自身的利害关系来静观内战)。而作者海明威审美静观的层次还要比乔丹更高一层。因为他坐下来写作时，心灵与西班牙内战的距离比身处其间的乔丹还要更远一些。虽然海明威从未否认过他自己就是乔丹的猜测，我们也可以在此设定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当海明威坐在哈瓦那两大陆旅馆五楼的客房里写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他的乔丹实际上是另一个海明威，是拳击手海明威而不是观众和作家海明威。乔丹和作家是投入者与超越者的两位一体。身处战场的拳击手海明威(或者叫他乔丹，这是无所谓的)，虽然也感觉到战争双方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但他首先是一个投身于那一特定的时空中，源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而发生的内战的一分子。他必须竭尽自己的职责。象舞台上的角色，他的上台是完全自愿的和出于冷静清醒的思考选择的。这一次不同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或海明威，那一次他是凭一种冲动和对民族国家的盲目信仰而参战的，所以在认清了一切后他自动退场了。这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他是一个认清了正义者的必然悲剧而英勇赴死的就义者。那他就要完成角色本身规定好了的表演动作。这并不是偏执狂的冥顽，而是出于对被压迫者深切的爱和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正是因为这种爱和良心，他才义无反顾地同西班牙人民一道奋勇当先承受历史施压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及其一切痛苦和损失。这一切都表明，在西班牙内战这个巨大的拳台上，拳击手海明威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因此他才能获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超出一般局外人的深切感受。但如果海明威不能超越做为拳击手的自我或者说不能超越做为乔丹的自我，那么丧钟为谁而鸣就不会具有它所蕴含的审美层次。
投入的海明威充分体现在乔丹生命的最后三天中的行为上。他冷静地尽责，他热烈地爱恋，都显示着生命的可爱与伟大；超越的海明威则体现在小说中失败与死亡必然降临和对生命的否定力量中。而这两种因素又紧密地融汇在乔丹这个人物及整个小说的情节中。当我们做为读者阅读小说时，我们难以发觉这一区分，它们融成了一种艺术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一切。只有当我们合上书本，坐下来冷静地进行理性分析时才有可能也有必要把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
在小说的结尾，投入与超越在死亡的终结点上合聚在一起。在这之前，生命一直在森林中播撒着春的种子。而死亡则徘徊在森林四周，象捕鸟的网一样张开着。乔丹带领着游击小队走出森林去炸毁大桥，他们和读者都明白——这是走向死亡。如果我们把乔丹的死仅仅理解为英雄的牺牲，那我们就只是达到了投入的拳击手海明威的审美层次，这个层次表明个体心灵超越一己利害关系的计较，与一个更为广泛深远的对象——西班牙人民融合在一起，并进而同人类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融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达到了超越的作家海明威的审美层次。
所谓英雄之死，实际上是对死亡的出于敌对双方利害关系的计较而做的评价，是把死亡看作利害冲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对利害冲突中的双方狭隘性与片面性的否定。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死的英雄性的审美价值，在投入者乔丹身上已充分肯定了这一价值。但同时，也不应当把心灵束缚在这里，不应当停止心灵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超越与升华。超越的作家海明威描写死亡时并没有加入鲜明的褒贬，乔丹最后将要与其同归于尽的贝伦多中尉并不是一个可恶的家伙，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为每一个死去的朋友感到难过，当他看到亲手打死的游击队员和他死去的朋友躺在同一个山坡上时，他曾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他象乔丹一样克尽职守，一样冷静沉稳。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会在和平的生活中成为同样受人欢迎的人。但战争却使他们必须互相残杀，只要他们的生命在战争中延续一
天，他们就要继续对抗下去，唯有死亡能消除他们的对抗。乔丹和贝伦多是作家对西班牙内战对立双方的高度抽象后的典型代表。从当时看，他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并各自坚信其献身的价值，但从人类整体存在和长久的历史发展看，他们都是人类中优秀的一员，无论那一个死去，都是人类整体的损伤。正象小说前面那首诗中写到的：“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缺其一隅。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作家没有描述这两个青年人的死亡，但我们已经为他们的死亡所感染。死者感受不到的心灵对各自献身一方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超越后的融合，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引起情感的涌动。敌我和利害在这涌动中被抚平融合为一体，我们似乎忘记了双方的激战，忘记了进攻和炸桥。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西班牙的内战和双方的是非曲直。我们只记得那一群男女的生与死的故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生命的壮美和它向死亡回归的静穆。乔丹面对死亡的冷静，除了一种英雄气质外，还有面对否定自我的力量而以静观的态度去体验它的审美成份。在此，生与死变成了代数式一样的纯净而抽象的符号，它们之间的转换展示出超越敌我利害、功利计较的更高层次的审美价值。构成生命的物质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化在乔丹们和贝伦多们的对抗里，死亡是使他们摆脱这一特化天地的途径之一，在死亡中他们将转向共同的无序黑暗的浑混，一起融入生命的再孕育中。而那些活着的和后来的人，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死亡的启示，自觉地结束对抗的狭隘与片面。地球是一个村落，如今，这个概念已不再是陌生的了。尽管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仍将继续下去，但人类心
灵的融合也同样在向前发展。
随着小说情节的结束，我们同海明威一道完成了两个层次的超越：一是对个体的利益，一是对人类的生存。这后一个超越标志着海明威已接近了他一生追求的审美境界的最高点。在他最伟大的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他终于登上了这个顶峰。
五
海明威有一艘名叫“拜勒号”的快艇，他常常驾着它在加勒比海的波涛中捕鱼。马林鱼、金枪鱼、鲨鱼海明威被公认为出色的渔夫。但他与普通的渔夫不同，他并不是靠打鱼为生。他驾着快艇去捕鱼，是为了使自己融合于大海，融合于大自然。他的心灵在同风浪及大鱼的捕斗里的感悟与那些普通渔夫或以捕鱼为乐的人不同，这种差别你只要读一下他的老人与海就会深有感触。
老人与海是根据一位古巴的老渔夫亲身经历的故事写成的。但小说远远不同于老渔夫的故事，它汇集了海明威全部海上生活的感受和一生的追求。也正是海明威的感受和追求才使老渔夫的故事获得了小说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如果海明威没有在自我人生中进入到那一审美境界，如果他只是原原本本地照实写下那个故事，我们读到的就只能是一篇令人泪下的伤心的悲剧。当初，那个古巴老人也正是满怀着痛苦和失望的神情向海明威诉说他的厄运的。老人把这故事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倒楣的时刻。但他也因祸得福，海明威的小说和那副大鱼骨架使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一些以捕鱼为乐的富翁纷纷来乘他的船出海捕鱼，很多人求他讲述那个故事，老头是一概收钱的，他还一再地向海明威索要报酬，甚至告到法庭，他象一条贪得无厌的鲨鱼那样硬要海明威给他一条新船。他的整个故事和它的尾声只是一段逐欲过程中失望与满足的转换，除了金钱以外，老人看不出打鱼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可以说，老人的故事和他本人是非审美的，只有当海明威用审美的感悟去对他和他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时，才产生了举世称誉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不同于海明威那些自传性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老人不再是受海明威支配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老人既超越了他在生活中的原型，同时也超越了作家个人的情感世界。这种超越在以亨利或乔丹为别名的海明威身上也有体现，但他们从未达到如此高远的程度，从未获得如此崇高的伟力，以致于作家本人也要仰视他。在象征的深度与广度上，老人超过了海明威笔下所有的人物。尽管海明威一再声明那只是一个老渔夫：“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致贝瑞逊的信)”海明威要否认的是一般懒惰的评论家或读者的简单而空泛的类比。这种类比会使一个小说中活生生的形象失去血肉生气和个性，使“他”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转而变成某一群人的标签，这将断送“他”的艺术生命。
在海明威的创作过程中，他也许真的压根就没想过用老人与海去象征什么的问题。小说中所蕴含的审美内涵是海明威在多年的海上捕鱼生活中的切实感悟。当这种感悟与那老渔夫的故事遇合后，便生成了这篇小说。小说中老人进入的那种人生审美境界，正是海明威曾经进入过的审美境界的记录和写照。而这种感悟，这种境界并不是在书斋中或什么别的地方沉思默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海明威自己的捕鱼过程。海明威不需要用比喻象征去借老人与海说出什么谜底，老人与海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人生审美的境界。而你若看懂它，你就进入了同样的境界。然后，你把在这一境界中的感悟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去感受、去理解你所面临的对象。这时，如果你在同对象世界的关系中也进入了“老人与海”那样的境界，那么“老人与海”就成为了你在现实生活中所进入的那一境界的象征。如果你不能在同对象世界的关系中进入那种境界，那么“老人与海”就只是你曾读过的一段故事。但这只是读者的事，与海明威本人无关，他确实并没有用“老人与海”去象征什么。
海明威对他的传记作者辛格说：“我读过两百多遍手稿，每读一遍都给我一些启发。即便它现在定稿了，竣事了，我一拿起这本书，就仿佛觉得终于找到了我平生所追求的东西。”
海明威要追求的东西，并不是仅仅在老人与海这部短篇中才被发现。在他捕鱼狩猎的实际过程中，他已经感悟到了他的追求，只是通过老人与海，他才最终实现了对象化的塑造——心灵中意会的感悟变成了可言传的文学。
那么，海明威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心灵与对象世界的本真状态的融合。这种融合在小说中得到了浑然天成的表达。
人生美学所阐述的与对象世界的融合，并不要求人们放弃建立在人的利益、欲求基础上的生存权力，并不要求取消人与对象世界的对立状态。它只要做到心灵对这一求生存过程中的狭隘性与片面性的超越，只要做到心灵在超越了本身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后在同对象世界的融合中获得升华，获得对于对象世界更深远、更广泛的存在的感悟，以避免被求生存的狭隘与片面特化掉，为个体并最终为群体的发展开拓新的天地并汲取新的力量。人生美学对人类的求生存活动和他们求生存中对立着的对象世界双方都抱着赞美的情感。这种情感同样洋溢在老人与海中。
小说中的老人是一位出色的渔夫，他与大海搏斗了一生，在与大海的对抗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力量与技巧双优的强者。但他毕竟是太藐小了，大海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否定力量。如果他是一个除了捕到船上的鱼以外，对海没有其它感受的人；如果他是拜倒在海的威力面前而显得凄凄哀哀，一味企求大海施舍的人。他就是一个狭隘与片面的海的对抗者、或者只是一个海的投顺者，他就绝不会具有小说中老人的审美价值。
桑提亚哥既不是前一种人，也不是后一种人。他是出色的渔夫，捕杀过无数的大鱼，但他对海的感情不仅限于它能为他提供可捕杀换钱的鱼。他对海洋，对海洋的生命有强烈的赞
美和热爱。他喜欢那些活跃在海浪中，甚至是与他对抗的鱼要胜于喜欢已被捕杀在船仓里的死鱼。他赞美大鱼的力量，勇气和风度，他把它们当兄弟，为不得不捕杀它们而难过；就是对那些吞吃了他的收获的鲨鱼，他也同样持赞美的口吻认为“它是美丽的，崇高的，什么也不怕的。”
这种赞美和热爱，意味着桑提亚哥的心灵已经超越了捕鱼这一行业本身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在他出于肉体的欲求而与大海对抗，捕杀鱼类的同时，他的心灵实现了与大海及鱼类的
融合。这样，打鱼不仅是满足物欲的途径，同时也是心灵与对象世界融为一体的途径。在整个追捕大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老人同大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边同大鱼搏斗着，一边同它交谈着，当他被大鱼拖得筋疲力竭时，他想：“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以桑提亚哥为人类的代表，以鱼为自然的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审美的眼光看，是对抗与融合的辩证统一。对抗是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融合是对抗的超越和升华。只有双方依照自然的法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自肉体的力量与技巧去进行对抗；同时又通过人类心灵超越对抗中的狭隘与片面，才能达到完满的融合。
桑提亚哥是出色的渔夫，他的对手是一条出色的大鱼，他们之间对抗的激烈程度是超常的，如果是一个一般的渔夫捕杀一条小鱼，那么双方相对而言都是个小天地，心灵超越与升华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小说中人与鱼的对抗是惊心动魄和精彩壮观的，而老人对大鱼的爱也是深挚的，这爱是由对抗产生的对于否定力量的审美静观。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利害关系的静观，老人就只有对大鱼的仇恨和诅咒。老人通过对抗而超越了捕杀大鱼这唯一企图的狭隘与片面，对抗转化为融合的途径，因此，老人已不在乎他同大鱼的谁胜谁败，谁死谁活了。这些只是出于人类一己目的的评价，并不是从自然的角度去看。或者说不是从静观的角度去看。对于一个无关利害、绝对公允的观众来说，一场拳击赛的关键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是否精彩和公平。但因为观众是局外人，因此他的态度只是旁观而不是审美的静观。没有投入也就无所谓超越。只有象桑堤亚哥老人这样，既全身心地投入到同大鱼的对抗中一拚生死，同时又以超越的心灵静观正在进行的对抗，这才是进入了审美境界，才是进入了本真的融合。这时，桑堤亚哥努力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弄死大鱼，而是要竭尽全力使这场对抗赛更精彩、更壮观、
更公平——更美。正象海明威常说的：“杀要杀得利落无痛。”
既然融合成为了目的，而对抗成为了手段，那么谁生谁死对于融合来说都是同样的。所以桑提亚哥也就无所畏惧了。对于一个以审美的态度去看待对象的人来说，否定自我的对象的力量越是强大，越能激发起他对抗的力量和融合的愿望。因此，桑提亚哥无论在大海面前和大鱼及鲨鱼面前都从未丧失勇气，因为他的心灵已不被利害得失所局限。与对象达到本真状态的融合的心灵，反过来为肉体注入了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从而使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不断发展下去，并越来越走向更高远的层次。
老人与大鱼的融合是通过大鱼的死亡结局的，但老人与大海的融合并没有结束。鲨鱼作为大海的更为强悍的否定力量击败了桑提亚哥。
他没有悲哀，大海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世界，既为他提供了朋友，也为他提供了敌人，既为他提供了成功的可能，也为他设下了失败的定局。这一切都是他与大海相融合的途径或手段，因此是同等价值的。失败后的桑提亚哥反到格外的冷静，就在他精疲力竭地昏睡在床上时，他仍然继续梦见非洲海岸的狮子，那是他不曾去过的另一个世界，从少年时代就是他心中雄壮的梦乡。现在鲨鱼吃了他的大鱼，他的梦依然如故，正象他对着鲨鱼群挑战时说的：“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给打败的。”而且，那位少年曼诺林，那位再现了他的少年时代的孩子重又回到他的船上，他们又要打鱼了。大海在桑提亚哥心目中就象一个女人“施宠或者不施宠的一个女人，要是她做出了卤莽的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
一个女人永远是男人需要的对象。好与坏只有在个别的对象身上有价值的区别，但做为整体，女人的世界是无好坏之分的。
大海就是桑提亚哥心目中的整体的对象，他从不计较她的某一次恶做剧给他的打击，他永远需要她，永远追求着与她的融合。老人就在这种融合中获得了海一样的伟大品格；大海因为有了他也显得更富生气和力量。在这种超越利害得失的本真的融合中，人和海双方都获得了增值，都获得了升华。
你若读懂了老人与海，你就会感悟到老人是怎样在同对象世界否定力量的融合中超越了个体的狭隘与片面的。这正是海明威所要追求的审美境界，或者说是一种人生境界。进入了这种境界后，生死存亡都不再是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标价牌，它们只是自然准则在本真状态中，也就是在无关利害的状态中的具体展现。海明威最后用射杀了无数大小野兽的猎枪射杀了自己，这本身也是一种蕴含了自然准则的公平结局。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美的追求和创造。老人与海标志了他生命中创造力的最高点。正象他自己说的，是他“一生中打倒的最大最美的狮子。”
再也没有哪一位文明人象他那样保持了最自然的生活。而且保持一生。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他的人生状态的直接展示。“在影片丧钟为谁而鸣里扮演女主角的瑞典美女英格丽褒曼对海明威作出了精辟的评价。她说：‘海明威不仅是个人，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生前对这位作家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象拳击场，每一个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当然一直参加拳击。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这也就象是你每星期日看斗牛时见到的那种悲剧美。我倒下时，观众也将以与自己无关的兴趣注视，就象西班牙的妓女看到公牛被斗倒时那样不动感情。”
这不正是拳击手的投入与观众的静观相结合的人生的鲜活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