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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话说深圳市民银行的一把手、董事长申一枫到任也满两年了。这两年来，他过得也不轻松。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然而，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则是为了图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支行长都活像一个小财主似的，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支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要来一个调整，要出台一些原则性规定让大家好操作。”
申一枫对这些大的方略思索完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上稍为松动了一些。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了当天的《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会儿，他在原来那个单位任职时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是因为对口扶贫，到了贵州黔南山区一趟，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感受很深，那些年青的小伙子没有事干生活很艰苦，帮扶小组准备安排500个就业岗位给山区对口就业，以增加造血功能，问老领导申一枫能不能消化部分人到市民银行上班？申一枫一听，机会倒是一个机会，但是穷山区的孩子，讲文化水平那是低的了，坐柜台办业务不适合，要在银行消化，只有搞经济民警，也就是现在讲的保安这种岗位，一个行消化六个人，满算下来，大约100来人。把他们招进来，人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市民银行为扶贫做了一件实事，可以在市里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电话里对他的老部下说：“可以考虑，要男的，只能在行里当经济民警，也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的老部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落实了人员名单后再到你行里拜访你？不过这事，时间很紧的，你那边要腾好岗位，不然，人到了没有地方去，吃、喝、拉、撒就成了问题了。”
“好，没事。”申一枫矜持地小声说道，然后，放下了电话。
1999年的四、五月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平静的时期。
先是北方一个偏僻小城当过售货员的离职人员***原拟圈钱为目的搞起的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在惨淡经营了十余年后，采用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用会员的钱把自己灌得大肚肥肠之后，熘到了美国，与国际**势力相勾结，利用人们希望借助气功强身健体的迫切愿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搞起了神乎其神的、宗教色彩甚浓的堪称邪教般的有组织活动，他们不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也不再满足于向受众要钱、要物、要色相向教主献身，而是以苍天的主宰自居，公然鼓吹推翻国家政体，要请这个李教主坐镇江山，发号司令。
中国政府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对应措施唿之欲出。
紧接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顺手牵羊，用精确制导导弹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下午，听到消息的国人尤其是以大中专学生为主的年青人，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人的野蛮行径。一时间，举国上下，各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人流越来越长。这虽然是一次爱国情怀的宣泄，但是，数以十万计的年青人不断涌上街头，也对社会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不小的压力。中国近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把握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点。其实，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发展、要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大使馆被炸导致学生上街，让原本对***问题而高度关注的政府部门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在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两所大学的员工和学生开始走出校园，陆续来到深圳体育馆进行集会。这时，深圳的所有警力都往基层派出所下沉，并在体育馆周边的居民区和市政府附近派出大批干警待命，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恰恰在这时，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脑海里孕育了数天的狂炒全行经警保卫人员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找来人事教育部许光、监察室叶工和保卫部王亚夫等三个部门的头儿，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这三个部门便马不停蹄地把申董事长的意图毫无保留地贯彻起来。
由于王显耀住院去了，湖贝支行副行长陈作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以自己为主导的第一次行务会。
会议开始的时候，只见他看了与会人员一眼，踌躇满志地说：“王行长不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中层干部开会。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尤其是老夏，我们行的‘两清’工作在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的开局也不错，老夏你要加把劲，支持我，把清收工作搞上去。”说完，看了看夏天。
夏天听到陈行长说到自己，抬起头，看着他把话说完，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陈作业继续说道：“今天的会议有几个内容，一是传达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取缔***邪教组织的口头讲话，二是当前工作安排。三是关于支持贵州山区扶贫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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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话说深圳市民银行的一把手、董事长申一枫到任也满两年了。这两年来，他过得也不轻松。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然而，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则是为了图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支行长都活像一个小财主似的，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支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要来一个调整，要出台一些原则性规定让大家好操作。”
申一枫对这些大的方略思索完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上稍为松动了一些。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了当天的《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会儿，他在原来那个单位任职时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是因为对口扶贫，到了贵州黔南山区一趟，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感受很深，那些年青的小伙子没有事干生活很艰苦，帮扶小组准备安排500个就业岗位给山区对口就业，以增加造血功能，问老领导申一枫能不能消化部分人到市民银行上班？申一枫一听，机会倒是一个机会，但是穷山区的孩子，讲文化水平那是低的了，坐柜台办业务不适合，要在银行消化，只有搞经济民警，也就是现在讲的保安这种岗位，一个行消化六个人，满算下来，大约100来人。把他们招进来，人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市民银行为扶贫做了一件实事，可以在市里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电话里对他的老部下说：“可以考虑，要男的，只能在行里当经济民警，也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的老部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落实了人员名单后再到你行里拜访你？不过这事，时间很紧的，你那边要腾好岗位，不然，人到了没有地方去，吃、喝、拉、撒就成了问题了。”
“好，没事。”申一枫矜持地小声说道，然后，放下了电话。
1999年的四、五月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平静的时期。
先是北方一个偏僻小城当过售货员的离职人员***原拟圈钱为目的搞起的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在惨淡经营了十余年后，采用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用会员的钱把自己灌得大肚肥肠之后，熘到了美国，与国际**势力相勾结，利用人们希望借助气功强身健体的迫切愿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搞起了神乎其神的、宗教色彩甚浓的堪称邪教般的有组织活动，他们不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也不再满足于向受众要钱、要物、要色相向教主献身，而是以苍天的主宰自居，公然鼓吹推翻国家政体，要请这个李教主坐镇江山，发号司令。
中国政府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对应措施唿之欲出。
紧接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顺手牵羊，用精确制导导弹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下午，听到消息的国人尤其是以大中专学生为主的年青人，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人的野蛮行径。一时间，举国上下，各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人流越来越长。这虽然是一次爱国情怀的宣泄，但是，数以十万计的年青人不断涌上街头，也对社会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不小的压力。中国近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把握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点。其实，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发展、要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大使馆被炸导致学生上街，让原本对***问题而高度关注的政府部门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在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两所大学的员工和学生开始走出校园，陆续来到深圳体育馆进行集会。这时，深圳的所有警力都往基层派出所下沉，并在体育馆周边的居民区和市政府附近派出大批干警待命，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恰恰在这时，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脑海里孕育了数天的狂炒全行经警保卫人员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找来人事教育部许光、监察室叶工和保卫部王亚夫等三个部门的头儿，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这三个部门便马不停蹄地把申董事长的意图毫无保留地贯彻起来。
由于王显耀住院去了，湖贝支行副行长陈作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以自己为主导的第一次行务会。
会议开始的时候，只见他看了与会人员一眼，踌躇满志地说：“王行长不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中层干部开会。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尤其是老夏，我们行的‘两清’工作在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的开局也不错，老夏你要加把劲，支持我，把清收工作搞上去。”说完，看了看夏天。
夏天听到陈行长说到自己，抬起头，看着他把话说完，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陈作业继续说道：“今天的会议有几个内容，一是传达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取缔***邪教组织的口头讲话，二是当前工作安排。三是关于支持贵州山区扶贫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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