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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参加完总行资产防损部和中院执行庭联合召开的专项执行预备会议后，按照会议精神和上次支行资金信贷部会议形成的共识，列出了湖贝支行拟向中院提出的将安延公司、建华公司和雄鹰公司三个案件作为重点，提交给陈作业研究拍板。
夏天来到陈作业办公室，看到陈作业沉迷地看着电脑，满脸阴沉，知道夏天来后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夏天对他说：“陈行长，我根据昨天资产防损部召开的执行预备会议精神，列出了一个清单供你参考。”
陈作业左手接过夏天递过来的纸，看了一眼，看到与夏天在会议上说的无异，便冷冷说道：“应该把皇龙大酒店作为重点，尤其是家乐大酒店。”
夏天说：“当初皇龙大酒店房产拍卖时是以3800万元作为起拍底价的，这点我们和总行是发了正式文件给深圳中院的。现在房子卖掉以后不清不楚弄了个一千来万便没有下文了，这事还没有完。另外，家乐大酒店已经在召开债权人会议，我们已经向法院申报债权。现在评估的资产主要是合作方村委的房产，他们是以合作的名义组建的酒店，实际上是变相对区大郎收房租，不论怎么说，我看要把村委的房子变现还债是不可能的。”
陈作业说：“现在的安延公司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弄不好还资不抵债了。我们去查他们的下属公司是白费劲的。所以，没有必要把它当作重点。”
夏天感觉到，这回陈作业一是脸难看，二是说的话难听，三是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便应付了几句，马上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夏天发觉陈作业对待安延公司问题的态度已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并完全否定了自己在有两个行长参加的部门会议上提出的全年工作思路。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在这件事情上总结起教训来：“我是在按照与王行长打交道的方法，好心为他准备明天开会的材料，不料变成我多管闲事了。这就是俗话讲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自讨没趣。说明陈作业有自己的一套，以后要注意，不要过分为他出谋划策，不要过界。”
后来，夏天又在心里想道：“陈行长发表的看法，不再把安延公司当重点，究竟是与王行长商量过的，还是他个人的意见呢？当初一经发现安延公司的下属企业，他也是很兴奋的，又画图表又调查，不到两个月，就说没有油水了。是不是两个行长在安延公司的问题上还有其他什么事，而我不清楚的呢？”
夏天对于安延公司的了解，从某种角度上看比两个行长还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看朱赤儿的表演多。夏天不完全了解的事，只有两件：一是陈作业两次操作安延公司提供资金补利差的详细情况。但是，这方面当中纪委和北京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安延公司的时候，因为王显耀希望夏天出面接待，也向夏天透露了其中100万元资金的去向，说明还是知道一点端倪的；二是，王显耀当初很希望进了中山看守所的朱赤儿落实还款计划，后者在洪虎面前直接打电话给王显耀说，过几天会传真一份文件过来，王显耀很期待地与夏天说起过。但是，这份传真到了湖贝支行后，王显耀却对夏天噤若寒蝉，只字未提。后来，洪虎似乎漫不经心地说起安延公司有一千多万元资金对不上数和有人在安延报费用的情况。陈作业告诉徐东海，而徐东海也跟夏天谈过。难道这份传真里面有什么投鼠忌器的内容，让两个行长动弹不得？
“还有一个问题，”夏天继续思考着：“就是陈作业的心情，为什么会坏到这个样子呢？”
接着，他分析着陈作业可能会心情不好的原因：是官场失利吗？不太像，王行长还没有走，你急什么呢？是因为西湖春天证券经营公司那1000万元拆借案的判决书到了，判决的结果对支行不利，可能导致上面追究责任吗？
“有可能。”夏天在心里说。但是，支行营业部已经由申一枫派来的行长助理高丽平主管了半年多，没有理由没查到的，也就是说，只要高丽平愿意，这事早已捅到申一枫、黄鹿那里去了。
夏天想道：“陈作业在湖贝支行工作时做出的几单手尾是着实让人担心的，当然，他自己睡不着觉也在情理之中。”
这时，夏天回想起陈作业刚从人民银行调到湖贝金融服务社当副总经理，被冻结的贷款业务刚刚解禁时的一次部门经理以上会议上的表现：
当时，总经理庄宇的开场白刚刚说完，陈作业便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补充两句，关键是信贷人员不能收回扣，这方面信贷经理要带头。我最近与董事会的股东了解了一下，他们对这方面意见也比较大。”
陈作业的话还没有讲完，参加会议的人已经面面相觑。自己看了陈作业一眼，心里想：“这个陈作业太年轻，少不更事，难免被人利用。这种很严肃的话题，怎能信口开河地在会议上乱说一通？”
后来，庄宇等人与自己一起议论此事。当时，庄宇问道：“人民银行一放开业务，我们又要忙起来了。你对陈副总那天在会议上的讲话怎么看？”
我当时回答说：“说实在话，我自从成为国家干部后，长期在敏感岗位工作，几乎没有离开过管钱掌权的核心圈子；入党后，又经常成为单位查处经济案件的副组长，我说句过头话，我这个副组长实际上就是组长。我查处过几个当初职务比我高而栽了跟斗的人，在没有出事前，这些人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响，出了问题以后，便更加得不到人们的谅解，要说他们多难堪，就有多难堪。因此，我有个看法，一旦掌握着实权的人唱高调的时候，就是他出问题的前奏。当然，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他当了副老总故作担忧，没事找事。这就和宋朝辛弃疾写的《丑奴儿》对上号了。”
我随即吟道：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吟完，我继续说道：“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以后，就不同了，说话便比较少了，尤其不敢说过头话。你们听，辛弃疾还有一说。”接着，吟出下半阙：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当时，我总结说：“大家看，从古到今，都不缺危言耸听之词……”... -->>
夏天参加完总行资产防损部和中院执行庭联合召开的专项执行预备会议后，按照会议精神和上次支行资金信贷部会议形成的共识，列出了湖贝支行拟向中院提出的将安延公司、建华公司和雄鹰公司三个案件作为重点，提交给陈作业研究拍板。
夏天来到陈作业办公室，看到陈作业沉迷地看着电脑，满脸阴沉，知道夏天来后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夏天对他说：“陈行长，我根据昨天资产防损部召开的执行预备会议精神，列出了一个清单供你参考。”
陈作业左手接过夏天递过来的纸，看了一眼，看到与夏天在会议上说的无异，便冷冷说道：“应该把皇龙大酒店作为重点，尤其是家乐大酒店。”
夏天说：“当初皇龙大酒店房产拍卖时是以3800万元作为起拍底价的，这点我们和总行是发了正式文件给深圳中院的。现在房子卖掉以后不清不楚弄了个一千来万便没有下文了，这事还没有完。另外，家乐大酒店已经在召开债权人会议，我们已经向法院申报债权。现在评估的资产主要是合作方村委的房产，他们是以合作的名义组建的酒店，实际上是变相对区大郎收房租，不论怎么说，我看要把村委的房子变现还债是不可能的。”
陈作业说：“现在的安延公司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弄不好还资不抵债了。我们去查他们的下属公司是白费劲的。所以，没有必要把它当作重点。”
夏天感觉到，这回陈作业一是脸难看，二是说的话难听，三是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便应付了几句，马上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夏天发觉陈作业对待安延公司问题的态度已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并完全否定了自己在有两个行长参加的部门会议上提出的全年工作思路。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在这件事情上总结起教训来：“我是在按照与王行长打交道的方法，好心为他准备明天开会的材料，不料变成我多管闲事了。这就是俗话讲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自讨没趣。说明陈作业有自己的一套，以后要注意，不要过分为他出谋划策，不要过界。”
后来，夏天又在心里想道：“陈行长发表的看法，不再把安延公司当重点，究竟是与王行长商量过的，还是他个人的意见呢？当初一经发现安延公司的下属企业，他也是很兴奋的，又画图表又调查，不到两个月，就说没有油水了。是不是两个行长在安延公司的问题上还有其他什么事，而我不清楚的呢？”
夏天对于安延公司的了解，从某种角度上看比两个行长还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看朱赤儿的表演多。夏天不完全了解的事，只有两件：一是陈作业两次操作安延公司提供资金补利差的详细情况。但是，这方面当中纪委和北京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安延公司的时候，因为王显耀希望夏天出面接待，也向夏天透露了其中100万元资金的去向，说明还是知道一点端倪的；二是，王显耀当初很希望进了中山看守所的朱赤儿落实还款计划，后者在洪虎面前直接打电话给王显耀说，过几天会传真一份文件过来，王显耀很期待地与夏天说起过。但是，这份传真到了湖贝支行后，王显耀却对夏天噤若寒蝉，只字未提。后来，洪虎似乎漫不经心地说起安延公司有一千多万元资金对不上数和有人在安延报费用的情况。陈作业告诉徐东海，而徐东海也跟夏天谈过。难道这份传真里面有什么投鼠忌器的内容，让两个行长动弹不得？
“还有一个问题，”夏天继续思考着：“就是陈作业的心情，为什么会坏到这个样子呢？”
接着，他分析着陈作业可能会心情不好的原因：是官场失利吗？不太像，王行长还没有走，你急什么呢？是因为西湖春天证券经营公司那1000万元拆借案的判决书到了，判决的结果对支行不利，可能导致上面追究责任吗？
“有可能。”夏天在心里说。但是，支行营业部已经由申一枫派来的行长助理高丽平主管了半年多，没有理由没查到的，也就是说，只要高丽平愿意，这事早已捅到申一枫、黄鹿那里去了。
夏天想道：“陈作业在湖贝支行工作时做出的几单手尾是着实让人担心的，当然，他自己睡不着觉也在情理之中。”
这时，夏天回想起陈作业刚从人民银行调到湖贝金融服务社当副总经理，被冻结的贷款业务刚刚解禁时的一次部门经理以上会议上的表现：
当时，总经理庄宇的开场白刚刚说完，陈作业便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补充两句，关键是信贷人员不能收回扣，这方面信贷经理要带头。我最近与董事会的股东了解了一下，他们对这方面意见也比较大。”
陈作业的话还没有讲完，参加会议的人已经面面相觑。自己看了陈作业一眼，心里想：“这个陈作业太年轻，少不更事，难免被人利用。这种很严肃的话题，怎能信口开河地在会议上乱说一通？”
后来，庄宇等人与自己一起议论此事。当时，庄宇问道：“人民银行一放开业务，我们又要忙起来了。你对陈副总那天在会议上的讲话怎么看？”
我当时回答说：“说实在话，我自从成为国家干部后，长期在敏感岗位工作，几乎没有离开过管钱掌权的核心圈子；入党后，又经常成为单位查处经济案件的副组长，我说句过头话，我这个副组长实际上就是组长。我查处过几个当初职务比我高而栽了跟斗的人，在没有出事前，这些人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响，出了问题以后，便更加得不到人们的谅解，要说他们多难堪，就有多难堪。因此，我有个看法，一旦掌握着实权的人唱高调的时候，就是他出问题的前奏。当然，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他当了副老总故作担忧，没事找事。这就和宋朝辛弃疾写的《丑奴儿》对上号了。”
我随即吟道：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吟完，我继续说道：“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以后，就不同了，说话便比较少了，尤其不敢说过头话。你们听，辛弃疾还有一说。”接着，吟出下半阙：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当时，我总结说：“大家看，从古到今，都不缺危言耸听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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