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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夏天说：“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显耀又说：“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安排你、陈行长、申平、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看看主席、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
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便笑着说：“好吧，上了井冈山。坚定革命斗志，应该去。”
他说完，看了王显耀一眼，说：“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事实上，王显耀确实对夏天的为人品德的看法还是独具慧眼的。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
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
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们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马、牛、羊、鸡、鸭、鹅在屁股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这时才发现，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贷就是借，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纯记帐角度，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应该说，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黄处长不便多言，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
这时，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那么，你们行这样的传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释、解释？”
夏天估计将触及到敏感问题，便泛泛说道：“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不过，我相信，应该可以平衡的，不会那么离谱的。”言下之意，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就丢人现眼了。
这时，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对夏天说：“夏经理，你来一下。”夏天随即对他们说：“请你们稍等一下。”
说完，来到机要室，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对吴冬梅说：“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他们万一问了，就说数额小，没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进来。”夏天说完，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
吴冬梅按照吩咐，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夏天说：“谢谢你帮忙。”
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几个人对看了一眼，便与夏天打招呼，说了声：“谢谢你了！”然后握手告别，离开了湖贝支行。
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
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真是：
官当得不大，处理的问题不小；
领的钱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未完待续。。)
sp; 夏天说：“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显耀又说：“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安排你、陈行长、申平、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看看主席、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
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便笑着说：“好吧，上了井冈山。坚定革命斗志，应该去。”
他说完，看了王显耀一眼，说：“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事实上，王显耀确实对夏天的为人品德的看法还是独具慧眼的。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
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
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们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马、牛、羊、鸡、鸭、鹅在屁股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这时才发现，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贷就是借，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纯记帐角度，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应该说，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黄处长不便多言，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
这时，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那么，你们行这样的传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释、解释？”
夏天估计将触及到敏感问题，便泛泛说道：“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不过，我相信，应该可以平衡的，不会那么离谱的。”言下之意，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就丢人现眼了。
这时，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对夏天说：“夏经理，你来一下。”夏天随即对他们说：“请你们稍等一下。”
说完，来到机要室，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对吴冬梅说：“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他们万一问了，就说数额小，没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进来。”夏天说完，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
吴冬梅按照吩咐，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夏天说：“谢谢你帮忙。”
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几个人对看了一眼，便与夏天打招呼，说了声：“谢谢你了！”然后握手告别，离开了湖贝支行。
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
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真是：
官当得不大，处理的问题不小；
领的钱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