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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于建国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汪亦适有起义的想法，但是没有起义的行动，想法代替不了行动，所以他只能定性为投诚。程先觉对起义动摇，但是他最终付诸起义行动，所以程先觉还是起义。丁范生说，还是那个鸟结论，那你天天调查什么？于建国说，我要是不调查，连这个结论也不能下。经过这次调查，就是正规的组织结论，就可以进行登记了。丁范生摸着脑门说，起义也好，投诚也好，不都是回到我们的队伍里了吗？过去我们打仗，就算抓到俘虏，只要枪口一掉，立马就是同志，照样当连长、当团长。王二麻子不就是俘虏吗？现在是729团团长，他妈的比我还神气，管着一个武装野战团。
于建国说，还有一个问题。重新登记之后，还要重新参军。丁范生愕然，瞪着眼珠子问，他们不是已经参军了吗？于建国打开文件夹，在丁范生的眼前晃了晃说，现在有新规定，凡是在皖西城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过去由各单位自行征召的，均无在编军籍。部队要进行整编，一部分要集体复员，另一部分要重新办理参军手续。丁范生说，那好，这件事情归谁管？啊，归政治处，那你们政治处就办吧。于建国又打开了文件夹说，军区还有新规定，兵员问题要走向规范化，凡是留用人员参军，必须经过上一级党委批准。我们现在是双重领导，兵员问题归江淮军区管，所以还要报军区，这件事情行署和警备区管不了啦。
这段时间，不仅汪亦适备受煎熬，程先觉如坐针毡，就连肖卓然的日子也不好过。肖卓然没有想到，当初他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手段动员起义、归附、投诚的二十多个原医科学校的留用人员，在近半个月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有些人还比较坦然，像汪亦适，实话实说，让去谈话就谈话，谈完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还有些后续工作，连地方都知道了，荣军医院在搞政审，原先国军医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些人可能要被清除出去，汪医生可能要坐牢。传说越来越玄乎，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地方上有些参加过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有的火急火燎的要到荣军医院“排雷”怕汪医生垮台了，他们体内的隐身炸弹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怕这个时候去做手术，就是送到菜板上的肉，万一汪医生想不开，狗急跳墙搞报复，往革命同志的身体里塞上棉球搁上一把镊子，那不就是做了牺牲品了吗？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希望赶在汪亦适垮台之前来找他做手术的人毕竟还是多数，所以汪亦适还是很忙，白天一台一台地接着做手术，那个用来盛弹片弹头和其他战争遗留物的脸盆，已经快装满了，每天还在叮叮当当地增加着内容。丁范生指示，这些东西不许扔了，必须保留，以后可以作为荣军医院初创时期工作成绩的见证。有天晚上，肖卓然到汪亦适的宿舍里看望汪亦适，想跟他谈谈，摸摸他的思想状况。汪亦适见到肖卓然，神情有点淡漠。肖卓然说，我原先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认为回到革命队伍就是革命者了，这说明缺乏经验，犯了小知识分子轻信幼稚的毛病。但是从大局上讲，从纯洁革命队伍的立场上讲，政审是必要的。有问题自然要说清楚，没有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是坏事。汪亦适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坏事，我倒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
肖卓然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也很好。这个程序走完，就再也没有思想包袱了。汪亦适说，我本来就没有思想包袱。我是学医的，国民党需要医生，共产党也需要医生。这一点我看得明白。肖卓然说，你能够这样看问题，我真是感到欣慰。要是大家都能这样深明大义、泰然处之就好了。人与人不一样啊！
肖卓然感慨的是程先觉。程先觉在接受政治处谈话之后，就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最初他怕谈话，怕于建国再找他，夜里睡觉，门外有动静，他就会支着耳朵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会梦见来人抓他。可是自从那次谈完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再到后来，程先觉又隐隐地盼望找他谈话，他总觉得前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前后有些矛盾，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东拉西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扯出很多把柄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再听他解释解释。但是没有，组织上再也不找他了，这反而让他诚惶诚恐，不知道组织上对他到底是个什么看法。
白天程先觉还得去上班，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帮忙，有些小手术，他也亲自出马。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在医院这样的地方，还是搞业务比较吃香，即便政治上有点瑕疵，如果业务上有建树，一般来说地位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一点上，汪亦适就是个例子。程先觉有点后悔刚到荣军医院的时候，不该贪那个虚荣，去当什么业务股长，万一这次重新登记过不了关，他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而汪亦适就不一样了，自从到荣军医院，姿态就很低，做事不紧不慢，做人不卑不亢，手术一丝不苟，废话一句不说。丁范生对汪亦适印象很好，于建国对汪亦适也似乎很有好感，这可以从他不遗余力地了解汪亦适在皖西解放前一天的真实表现中看得出来。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来情况终于明朗了，这次留用人员重新登记，虽然起因于大别山残匪叛乱，但其实还有更深的背景，并非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一次必需的程序，通过重新登记，搞清历史问题，排除坏人，纯洁队伍，从而实现定编定岗。但是有一个情况令荣军医院多数人始料不及。重新登记的材料报到江淮军区之后，经过政治部门严格把关，有些原先已经被批准参军的留用人员，又被清除出去了，这里面就有汪亦适。理由是，在参军这个问题上，首先吸纳地下工作者，其次吸纳起义者，至于投诚者和俘虏者，暂缓吸纳，以观后效。
与留用人员重新登记同步进行的，是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定编定岗，逐步实行国家干部行政级别和薪金制度。江淮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将荣军医院交给江淮军区，正式定编为陆军705野战医院，完全按照军队编制刷新，丁范生被正式任命为705野战医院院长，于建国为政治委员。上级派来一位老八路军医秦莞术担任副院长兼医政处长，原军管会卫生科长柴效锋为705医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肖卓然后退一步，担任医政处副处长。撤销了妇科，舒云舒和舒雨霏都到内科当了医生。程先觉重新参军，没了职务，在医政处当了一名助理员。汪亦适的军籍没了。
正式任命下达之后，肖卓然被当头敲了一棒，会后去找丁范生，满脸沮丧。丁范生说，怎么啦，委屈你啦？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你虽然地下工作开展得不错，但是年纪太轻，又没有战争经历，组织上还算是重用了你。你要经得起考验。肖卓然说，我个人无所谓，但是汪亦适他们怎么办？当初成立荣军医院的时候，吸纳了六个原医科学校的学员来当医生，他们在业务上都有一技之长，都是皖西军管会批准的。现在军装说脱了就脱了，怎么交代？
丁范生说，皖西军管会批准的不作数了。我原先还是军管会任命的院长兼政委呢，这个政委说不让兼就不兼了。一句话，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肖卓然说，道理是这个道理，问题是，他们已经不是革命军人了，就是他们愿意搬，也没有地方放啊！丁范生说，这倒是个问题。他们现在不是军人了，留在医院没地方放，交给地方吧，又可惜了。我们找政委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于是就找于建国。于建国说，这个问题要开会研究。
当天下午，705医院召开了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党总支扩大会议，其实除了院首长，被扩大的人员只有肖卓然一个人。于政委在会上说，对于这些特殊身份的人物，上级有指示，尽量交给地方，表现好的，医院可以推荐。丁范生说，别人可以推荐出去，但是汪亦适是对我们医院作过贡献的，而且医术可以，一天可以做十几台手术。我们能不能保留？就这样让他走了，我也不忍心。于建国说，还是推荐给地方的好。汪亦适有医术，一招鲜，吃遍天，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到了地方，他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正式的医生。留在我们705医院，说军医不是军医，说不是军医他又要干军医的活，关系不顺啊！副院长秦莞术说，汪亦适这个人我也听说了，是个本分的医生。我们705医院虽然被定编为团级野战医院，但是业务力量还很有限。这样的同志如果能留下来最好。新的编制表上，我们不是有军工的指标吗？肖卓然愣住了，因为他知道军工的指标是为了照顾老革命的家属子女才下发的，其工作多数同医务无关，譬如烧锅炉、站柜台、看收发、修水电，等等。但是，因为他不是总支委员，是列席会议的，不便发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几位院首长布局谋阵。
于建国说，军工指标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虽然我们在编军人成家的少，家属子女少，但是，战争结束了，将来会多起来的。另外，汪亦适是医生，你让他当军工也未必合适。当了军工，你让他到哪里上班？是烧锅炉还是修水电？丁范生挠挠头皮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怎么办啊，真是他妈的难题，搞了个包袱。小肖，谈谈你的看法，你有什么高招？肖卓然半天没吭气，他现在不是院首长了，坐在这里，就有些难受。有话想说，又不能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还得察言观色，苦不堪言。肖卓然说，我想，这件事情，最好能同本人见面，听听他自己的想法。丁范生说，好，我们把情况说明，看看他自己是什么态度。副政委柴效锋说，同个人见面是必要的，但是个人的意见只能供参考。如果他们提出，就留在705医院，那我们怎么办，给他们办理重新入伍的手续？丁范生说，剥皮吃萝卜，剥一截吃一截。实在不行就推荐给地方医院。
后来就分工，由肖卓然找汪亦适谈话。见到汪亦适，肖卓然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都流出来了。汪亦适的军装已经脱了，现在穿着医科学校时期的国军旧军装，领花被抠掉，膝盖和胳膊肘都磨破了，打着补丁。肖卓然首先从整编的大局说起，然后说到705医院的处境，最后劝说汪亦适，既然重新入伍已经不可能了，我看到地方医院工作也行。以你这半年在皖西城留下的名气，加上705医院的推荐，会给你一个好的安排。汪亦适不吭气。虽然穿着旧衣服，而且多处磨损，但不知道汪亦适用了什么法术，补丁打得很齐整，衣服也洗得很整洁，好像还用开水茶缸熨过。肖卓然说，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
汪亦适说，我不想去地方医院，你跟丁院长他们说说，让我留在705医院里当军工吧。肖卓然吃了一惊说，亦适，你怎么会这样选择？到地方医院，你将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医生，而留在705医院当军工，基本上就是就是就是肖卓然“就是”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他就差说出个“下等人”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汪亦适淡淡一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不在乎，我要留在705医院，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肖卓然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搞清楚？汪亦适说，我是起义者，不是投诚者，更不是俘虏。肖卓然说，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到了地方医院，当上医生，待遇一点儿不比在705医院差。汪亦适说，我不是为了待遇。肖卓然说，那你是为什么，难道仅仅为了一个说法？汪亦适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就是为了一个说法。
汪亦适被正式聘为705医院军工的那天下午，舒云舒和大姐舒雨霏到汪亦适的宿舍帮他收拾东西。医院的单身军工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是原医科学校的工友们住的，在医院的西北角，一般都是七八个人住一间。说是收拾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收拾，一个旧皮箱就装了汪亦适的全部家当。
收拾的过程中，舒云舒和汪亦适都很少说话，无话可说，很沉闷。舒雨霏帮助汪亦适把蚊帐上的窟窿补了，扯着线说，亦适，你不要伤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705医院卸磨杀驴，我们没有必要一棵树上吊死。汪亦适说，大姐，我不伤感。舒云舒说，大姐，话不能这么说，亦适是志愿留下当军工的。虽然有点委屈，但并不是组织勉强的。你们要体谅组织的难处。舒雨霏说，什么难处，有眼无珠，耍猴啊？
汪亦适默不作声，东西收拾完了，就扫地。地扫干净了，看看天，时间还早，又找了一块抹布擦拭门窗。这栋宿舍房是原先医科学校最好的房子，每一间都宽敞明亮，门窗上安了玻璃，里面还配有樟木家具。汪亦适一边擦拭，一边打量，还把一只合不拢的抽屉给修好了。舒雨霏说，亦适你真是个讲究的人，房子就要给别人了，还这么细心维护。你是舍不得吧？汪亦适说，那倒不是。这是我住过的房子，不能乱糟糟地留给别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啊。舒云舒看着汪亦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眼睛有些湿润。舒云舒说，亦适，抽空回趟家吧，皖西解放大半年了，总是见信不见人也不行。汪亦适若有所思地说，好，我是有这个打算。我要让家里知道，我还活着，我还留在皖西。
舒雨霏说，亦适你打算回梅山？那好，我跟你去一趟怎么样？我好长时间没有去你们汪家庄园了，还是十三岁那年去过，那时候到湖里采莲子，差点儿掉到水里去了，你记得不记得？汪亦适笑笑说，记得。舒云舒说，这样的大事怎么能记不得？你那时候根本不带我和亦适玩儿，说我们是跟屁虫，讨厌。结果，你和丰韵姐翻了扁舟，还是亦适回到庄园里喊的大人。没有亦适，说不定你已经没命了。舒雨霏说，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汪丰韵了，她现在怎么样，听说嫁人了是吧？汪亦适说，是的。舒雨霏问，嫁了个谁？你二姐那么漂亮，又有文采，一定会嫁个如意郎君。汪亦适说，我也没见过，听说是一个军官，那个人跑到台湾去了，二姐又回到梅山了。舒雨霏说，亦适说定了，我跟你去梅山。我要去看看你二姐。汪亦适说，山高路远，诸多不便，大姐你还是等以后交通发达了再去吧。
舒雨霏说，我去省里进修之前，给了一个礼拜的假，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为什么不想带我一起去？小时候你见到我就缠着我给你讲故事，难道忘了？汪亦适说，我怕你走不动，再说，山里还有匪情。舒云舒灵机一动说，有了，爸爸不是说要到梅山找汪伯伯商量建药厂吗，至少有马车，你们跟着爸爸，人多势众，彼此也有个照应，岂不两全其美？汪亦适不说话了，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没有马车，回趟家至少要徒步两天两夜，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郑霍山被判劳教三年。判了劳教的郑霍山又回到了三十里铺，还是脱砖坯。郑霍山再也没有办法偷奸耍滑了，因为楼炳光比他更惨，他被判了劳改，而且判了十年，属于重刑犯人，连砖坯都不让脱了，关在窑里烧砖，比脱砖坯要劳累得多，也危险得多。郑霍山之所以被判劳教，除了现实表现不好以外，又被人揭发出许多反动言论，这些言论其实是过去说的，多数都是牢骚话。
关于郑霍山的牢骚话，有不少故事，其中有一个还比较著名。那还是在刚到三十里铺不久，起义学习班里有个人犯了羊角风，卫生所的医生没经验，手足无措，有人向管教人员报告，说郑霍山有祖传秘方治疗这种病，管教干部就把他叫了过去。其实这是有人故意为难郑霍山的，郑霍山的家庭是中医世家不错，但是强项在治疗肾病，而郑霍山本人学的是西医，动刀子打针的。好在郑霍山也懂点中医，脑子聪明，融会贯通，过去一看，把把脉，翻翻病人眼皮，掰开嘴巴闻闻，然后伸手向管教干部一摊掌心说，拿来。管教干部不解其意说，拿来什么，我不知道拿什么药。郑霍山说，不是药，是证明。管教干部更加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证明？郑霍山说，好人证明。管教干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想了半天才说，哪有这个证明啊，天底下有这种证明吗？
郑霍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没有好人证明，我为什么要给他治病？我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坏人？我要是给坏人治好了病，那我不是帮凶吗？管教干部说，他是起义者，是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能证明他是好人。郑霍山说，空口无凭啊。就算你能证明他从前是好人，但是你能证明他以后还是好人吗？我要是把他治好了，他以后欺男霸女怎么办，杀人越货怎么办？管教干部说，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逻辑！你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哪有先证明是好人然后才给人治病的，真是天下奇闻！这句话被郑霍山钻了空子。郑霍山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共产党说话不能信口开河啊！你说我是医生，那好，我现在就给他开方子治病，但是你得保证让我到医院里坐堂问诊。哪有医生天天脱砖坯的？我这双做手术的手，现在变成了泥瓦匠的手！
那个管教干部被郑霍山出了个难题，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后来的被动。
担任医政处的副处长之后，肖卓然有过短暂的情绪低落时期，并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觉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有差距，对于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怀疑。但是随着定编定岗，随着机构制度的健全，也随着医疗设备的添置，医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工作任务多了起来。事多了，人忙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他现在负责整个医院的业务计划、医疗监督和业务培训，只要有重要的医疗活动，譬如为皖西党政军干部体检、征兵体检，组织医疗队奔赴工厂、乡村和部队基层，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落实者。丁范生和秦莞术对他都很放手，秦莞术说他是一线指挥员，丁范生干脆说他是参谋长。
出现在医院里的肖卓然，通常是这样一副形象，里面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偶尔，他也会到诊室里为病人看病，还做过几例手术。不过多是小手术，譬如挖鸡眼，割痔疮、阑尾之类。他原来学的也是外科，偏重骨科，跌打损伤、错位脱臼之类的小毛病，治起来不在话下。他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很善于为自己寻找平衡，政治上的失落，很快就在业务活动中得到了弥补，因而，他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汪亦适坚持不离开705医院，给肖卓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向丁院长和于政委汇报汪亦适的态度时，丁范生说，我看可以，汪亦适这个人老实厚道，当军工没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是起义者，留下来，也许以后有机会甄别，真的走了，也许就是盖棺定论了。我同意汪亦适留下。于建国说，对这个人，我也感到是个搞业务的骨干。但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留下来安排在哪里呢，当医生吧，他不是军人。烧锅炉、修水电吧，不成体统，人们都知道汪亦适是“排雷大王”是705医院的一块招牌，让他烧锅炉、修水电，会让别人戳我们脊梁骨的。丁范生说，肖副处长，你主意多，你说说看。你能把汪亦适找到合适他干的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还是把他推荐到地方工作，这也是对他负责。
其实于建国和丁范生的难题更是肖卓然的难题，这个难题他已经想了好几天了。肖卓然摸到了二位首长的态度，并不坚持要把汪亦适弄走，他的心里就有底了。肖卓然说，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解放军的医院，面向驻军基层官兵，也面向皖西群众。这个地方落后，有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机构，不少人是头一次来看病，来看病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挂号不知道怎么挂，看病不知道找什么人。我估计这种情况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可以在大门口设一个咨询处，就让汪亦适当咨询员，其实就是就医指导。这样，既解决部队基层官兵和老百姓来看病摸不着门的问题，也解决了汪亦适的工作问题。
丁范生大喜道，很好，很好，我看可以。于建国也说，这是个办法，这是个很有政治意义的设想，方便伤病员，服务老百姓，还发挥了汪亦适的作用，一举两得。这样，汪亦适才被留在705医院。
汪亦适从梅山老家回来之后，第一天到咨询处上班，拿不准穿什么衣服。医院的医生穿军装，锅炉工和水电工穿劳动工装，护士穿白大褂，唯有他找不到得体的衣服。解放军的军装他是不能穿了，穿原先的国军军服显然更不合适。后来他想起来了，他的皮箱里有一套西服，还是去年舒云舒在南京买的，他和肖卓然每人一套。原先放在梅山老家，这次离开梅山的时候，舒雨霏帮他打点行李，把那套西服装进皮箱，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这天上午，咨询处首次开张。所谓咨询处，其实就是在传达室里摆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桌子上放一块牌子，正楷大书三个字：咨询处。汪亦适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皮鞋崭新锃亮，领结不偏不倚，坐在桌子后面，等待病患过来咨询，但是咨询者寥寥无几。汪亦适有点纳闷，心想可能是病患中识字者不多，不知道咨询处是什么玩意儿，就去跟门卫交代，但凡有看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先来问他。门卫说，但凡来这里看病的，都不清楚，但凡不清楚的，都来问我，但凡来问我的，我都告诉他们去问你。可是他们到传达室缩头缩脑一番，又都溜走了。
汪亦适心想，奇怪了，我又不是怪物，难道怕我不成？正想着，肖卓然带着程先觉来了。肖卓然一看汪亦适这身装束，先是一笑，然后眉头就皱起来了。程先觉想忍没有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音。汪亦适感到有点伤自尊，表情僵硬地说，好笑吗？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那身军装高人一等？肖卓然说，哪里话！不过你这身打扮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你没看看，周围是个什么环境，工作是个什么性质。你这样衣冠楚楚的，像个咨询员吗？简直就是大上海的新郎官，那谁敢来找你问事呢？看稀奇还差不多！
汪亦适说，我没有别的衣服。再说你们也没有规定咨询员穿什么衣服，难道要我穿长袍马褂？肖卓然说，你要是穿长袍马褂还真搞对了，保管看病的都往你这里跑。汪亦适说，我是不会穿长袍马褂的。肖卓然说，那你可以穿普通衣服，中山装也行啊。汪亦适说，我没有中山装。肖卓然说，穿西服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用不着把皮鞋擦得这么亮，更不用打领带，你打了领带，别人不来问事，只顾看你的领带去了。汪亦适说，荒唐，穿西服不打领带，那是什么穿法，那不是假洋鬼子吗？肖卓然说，打了领带擦亮皮鞋，你就成了真洋鬼子了，假洋鬼子也比真洋鬼子好。汪亦适被说住了，讪讪地说，那你说我穿什么？肖卓然说，穿西服，不打领带，不擦皮鞋，把自己搞得越邋遢越好，越邋遢就越是接近群众。
汪亦适看着肖卓然，半天没有吭气。第二天上班，他穿了一套水电工穿的劳动粗布制服，这是他拿西服跟水电工换的。他那套西服是舒云舒当初花三十块大洋买的，而那套工装折合当时的人民币，一块洋钱都不值。后来舒云舒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是埋怨，说汪亦适你太不知轻重了，你这哪里是换西服啊，你是把我们的友情出卖了。
汪亦适淡淡地说，我穿那身西服，肖卓然看着不舒服。舒云舒说，你胡扯，肖卓然比你度量大得多。你已经堕落成一个庸人了。没想到汪亦适听了这话，非但没生气，反而咧嘴笑了说，我不仅是庸人，还是下人呢，你看看我穿劳动工装，像不像个劳动人民？舒云舒说，像个猴子。你是高挑个，白净脸，举手投足都是文质彬彬的，走路连蚂蚁都踩不死。穿上这身衣服，才是不伦不类呢！汪亦适不以为然地说，举手投足可以改嘛，我现在走路就比以前快了。我不能老是当小资产阶级，你说是不是？舒云舒说，是个鬼！
舒云舒把汪亦适说了一顿，当天下午就去找那个水电工，用一块蓝士林布料，把那套西服又换回到自己的手里。那位水电工倒是爽快，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要他这个鬼衣裳，这叫咱老百姓咋穿出去？可是汪医生他死气白赖地要换。他是个好人，我不能不答应。你要是不换走，我还琢磨以后让老婆剪了给孩子当尿布呢。不管舒云舒怎么看，但是汪亦适穿上工装之后，工作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了。每天过来“咨询”的人还真是不少。有盘问大夫医术的，有了解对症的，也有找人的。汪亦适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遇到刨根问底的病患，七说八说，汪亦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干脆给病患诊断起来。诊断之后，再让病患去找某某医生，某某医生要是同汪亦适诊断得大致相同，病患就会放心地接受下一步的医治。某某医生的诊断要是同汪亦适的诊断有出入，这些病患就会缠着让汪亦适开药，有的甚至干脆要求汪亦适给他做手术。每到这个时候，汪亦适才会翻然醒悟，他不能给病患开药，更不能做手术，只得婉言相劝。下次“咨询”尽量点到为止。
有一次来了一个伤员，是在大别山剿匪战斗中负伤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肋巴骨，离心脏很近。过去一直担任主刀的秦副院长带领医疗队到独立团去了，丁范生让肖卓然亲自做手术。肖卓然心里打鼓，上了手术台又停了下来，派程先觉把汪亦适叫了过去。汪亦适做这类手术多了，查看一番后心里就有了底。但是汪亦适坚持不上手术台。肖卓然说，亦适，救人要紧啊。我都不在乎丢面子了，你还要拿一把吗？汪亦适说，我不是医生，怎么能做手术？如果是医生，我做出问题了，只是犯错误，可我不是医生，我做好了也是犯法的。丁范生在一旁说，汪亦适，我命令你做，做出问题我负责！汪亦适还是不肯。汪亦适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我不是医生，既不能开药，更不能做手术。丁范生说，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伤员流血牺牲？你还有没有阶级感情？你敢违抗命令，枪毙！汪亦适说，枪毙就枪毙，我不能坏了规矩。肖副处长，你做吧，这个手术是有点难度，但是你行，我在一边给你当助手。肖卓然向汪亦适投来感激的一瞥说，好，你指导。
汪亦适在伤员的伤处画了一个路线图，确定了切口，打了麻醉，就让肖卓然下刀。肖卓然开始手有点抖，但是汪亦适始终不动声色。汪亦适没有异常表现，肖卓然就受到了鼓励，虽然中间停顿了几下，在汪亦适的提醒下及时地调整了角度和深度，手术还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从此之后，只要有难度稍大的手术，肖卓然就踊跃上马，但是汪亦适必须在场，这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惯例。
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于建国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汪亦适有起义的想法，但是没有起义的行动，想法代替不了行动，所以他只能定性为投诚。程先觉对起义动摇，但是他最终付诸起义行动，所以程先觉还是起义。丁范生说，还是那个鸟结论，那你天天调查什么？于建国说，我要是不调查，连这个结论也不能下。经过这次调查，就是正规的组织结论，就可以进行登记了。丁范生摸着脑门说，起义也好，投诚也好，不都是回到我们的队伍里了吗？过去我们打仗，就算抓到俘虏，只要枪口一掉，立马就是同志，照样当连长、当团长。王二麻子不就是俘虏吗？现在是729团团长，他妈的比我还神气，管着一个武装野战团。
于建国说，还有一个问题。重新登记之后，还要重新参军。丁范生愕然，瞪着眼珠子问，他们不是已经参军了吗？于建国打开文件夹，在丁范生的眼前晃了晃说，现在有新规定，凡是在皖西城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过去由各单位自行征召的，均无在编军籍。部队要进行整编，一部分要集体复员，另一部分要重新办理参军手续。丁范生说，那好，这件事情归谁管？啊，归政治处，那你们政治处就办吧。于建国又打开了文件夹说，军区还有新规定，兵员问题要走向规范化，凡是留用人员参军，必须经过上一级党委批准。我们现在是双重领导，兵员问题归江淮军区管，所以还要报军区，这件事情行署和警备区管不了啦。
这段时间，不仅汪亦适备受煎熬，程先觉如坐针毡，就连肖卓然的日子也不好过。肖卓然没有想到，当初他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手段动员起义、归附、投诚的二十多个原医科学校的留用人员，在近半个月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有些人还比较坦然，像汪亦适，实话实说，让去谈话就谈话，谈完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还有些后续工作，连地方都知道了，荣军医院在搞政审，原先国军医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些人可能要被清除出去，汪医生可能要坐牢。传说越来越玄乎，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地方上有些参加过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有的火急火燎的要到荣军医院“排雷”怕汪医生垮台了，他们体内的隐身炸弹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怕这个时候去做手术，就是送到菜板上的肉，万一汪医生想不开，狗急跳墙搞报复，往革命同志的身体里塞上棉球搁上一把镊子，那不就是做了牺牲品了吗？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希望赶在汪亦适垮台之前来找他做手术的人毕竟还是多数，所以汪亦适还是很忙，白天一台一台地接着做手术，那个用来盛弹片弹头和其他战争遗留物的脸盆，已经快装满了，每天还在叮叮当当地增加着内容。丁范生指示，这些东西不许扔了，必须保留，以后可以作为荣军医院初创时期工作成绩的见证。有天晚上，肖卓然到汪亦适的宿舍里看望汪亦适，想跟他谈谈，摸摸他的思想状况。汪亦适见到肖卓然，神情有点淡漠。肖卓然说，我原先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认为回到革命队伍就是革命者了，这说明缺乏经验，犯了小知识分子轻信幼稚的毛病。但是从大局上讲，从纯洁革命队伍的立场上讲，政审是必要的。有问题自然要说清楚，没有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是坏事。汪亦适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坏事，我倒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
肖卓然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也很好。这个程序走完，就再也没有思想包袱了。汪亦适说，我本来就没有思想包袱。我是学医的，国民党需要医生，共产党也需要医生。这一点我看得明白。肖卓然说，你能够这样看问题，我真是感到欣慰。要是大家都能这样深明大义、泰然处之就好了。人与人不一样啊！
肖卓然感慨的是程先觉。程先觉在接受政治处谈话之后，就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最初他怕谈话，怕于建国再找他，夜里睡觉，门外有动静，他就会支着耳朵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会梦见来人抓他。可是自从那次谈完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再到后来，程先觉又隐隐地盼望找他谈话，他总觉得前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前后有些矛盾，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东拉西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扯出很多把柄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再听他解释解释。但是没有，组织上再也不找他了，这反而让他诚惶诚恐，不知道组织上对他到底是个什么看法。
白天程先觉还得去上班，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帮忙，有些小手术，他也亲自出马。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在医院这样的地方，还是搞业务比较吃香，即便政治上有点瑕疵，如果业务上有建树，一般来说地位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一点上，汪亦适就是个例子。程先觉有点后悔刚到荣军医院的时候，不该贪那个虚荣，去当什么业务股长，万一这次重新登记过不了关，他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而汪亦适就不一样了，自从到荣军医院，姿态就很低，做事不紧不慢，做人不卑不亢，手术一丝不苟，废话一句不说。丁范生对汪亦适印象很好，于建国对汪亦适也似乎很有好感，这可以从他不遗余力地了解汪亦适在皖西解放前一天的真实表现中看得出来。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来情况终于明朗了，这次留用人员重新登记，虽然起因于大别山残匪叛乱，但其实还有更深的背景，并非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一次必需的程序，通过重新登记，搞清历史问题，排除坏人，纯洁队伍，从而实现定编定岗。但是有一个情况令荣军医院多数人始料不及。重新登记的材料报到江淮军区之后，经过政治部门严格把关，有些原先已经被批准参军的留用人员，又被清除出去了，这里面就有汪亦适。理由是，在参军这个问题上，首先吸纳地下工作者，其次吸纳起义者，至于投诚者和俘虏者，暂缓吸纳，以观后效。
与留用人员重新登记同步进行的，是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定编定岗，逐步实行国家干部行政级别和薪金制度。江淮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将荣军医院交给江淮军区，正式定编为陆军705野战医院，完全按照军队编制刷新，丁范生被正式任命为705野战医院院长，于建国为政治委员。上级派来一位老八路军医秦莞术担任副院长兼医政处长，原军管会卫生科长柴效锋为705医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肖卓然后退一步，担任医政处副处长。撤销了妇科，舒云舒和舒雨霏都到内科当了医生。程先觉重新参军，没了职务，在医政处当了一名助理员。汪亦适的军籍没了。
正式任命下达之后，肖卓然被当头敲了一棒，会后去找丁范生，满脸沮丧。丁范生说，怎么啦，委屈你啦？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你虽然地下工作开展得不错，但是年纪太轻，又没有战争经历，组织上还算是重用了你。你要经得起考验。肖卓然说，我个人无所谓，但是汪亦适他们怎么办？当初成立荣军医院的时候，吸纳了六个原医科学校的学员来当医生，他们在业务上都有一技之长，都是皖西军管会批准的。现在军装说脱了就脱了，怎么交代？
丁范生说，皖西军管会批准的不作数了。我原先还是军管会任命的院长兼政委呢，这个政委说不让兼就不兼了。一句话，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肖卓然说，道理是这个道理，问题是，他们已经不是革命军人了，就是他们愿意搬，也没有地方放啊！丁范生说，这倒是个问题。他们现在不是军人了，留在医院没地方放，交给地方吧，又可惜了。我们找政委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于是就找于建国。于建国说，这个问题要开会研究。
当天下午，705医院召开了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党总支扩大会议，其实除了院首长，被扩大的人员只有肖卓然一个人。于政委在会上说，对于这些特殊身份的人物，上级有指示，尽量交给地方，表现好的，医院可以推荐。丁范生说，别人可以推荐出去，但是汪亦适是对我们医院作过贡献的，而且医术可以，一天可以做十几台手术。我们能不能保留？就这样让他走了，我也不忍心。于建国说，还是推荐给地方的好。汪亦适有医术，一招鲜，吃遍天，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到了地方，他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正式的医生。留在我们705医院，说军医不是军医，说不是军医他又要干军医的活，关系不顺啊！副院长秦莞术说，汪亦适这个人我也听说了，是个本分的医生。我们705医院虽然被定编为团级野战医院，但是业务力量还很有限。这样的同志如果能留下来最好。新的编制表上，我们不是有军工的指标吗？肖卓然愣住了，因为他知道军工的指标是为了照顾老革命的家属子女才下发的，其工作多数同医务无关，譬如烧锅炉、站柜台、看收发、修水电，等等。但是，因为他不是总支委员，是列席会议的，不便发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几位院首长布局谋阵。
于建国说，军工指标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虽然我们在编军人成家的少，家属子女少，但是，战争结束了，将来会多起来的。另外，汪亦适是医生，你让他当军工也未必合适。当了军工，你让他到哪里上班？是烧锅炉还是修水电？丁范生挠挠头皮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怎么办啊，真是他妈的难题，搞了个包袱。小肖，谈谈你的看法，你有什么高招？肖卓然半天没吭气，他现在不是院首长了，坐在这里，就有些难受。有话想说，又不能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还得察言观色，苦不堪言。肖卓然说，我想，这件事情，最好能同本人见面，听听他自己的想法。丁范生说，好，我们把情况说明，看看他自己是什么态度。副政委柴效锋说，同个人见面是必要的，但是个人的意见只能供参考。如果他们提出，就留在705医院，那我们怎么办，给他们办理重新入伍的手续？丁范生说，剥皮吃萝卜，剥一截吃一截。实在不行就推荐给地方医院。
后来就分工，由肖卓然找汪亦适谈话。见到汪亦适，肖卓然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都流出来了。汪亦适的军装已经脱了，现在穿着医科学校时期的国军旧军装，领花被抠掉，膝盖和胳膊肘都磨破了，打着补丁。肖卓然首先从整编的大局说起，然后说到705医院的处境，最后劝说汪亦适，既然重新入伍已经不可能了，我看到地方医院工作也行。以你这半年在皖西城留下的名气，加上705医院的推荐，会给你一个好的安排。汪亦适不吭气。虽然穿着旧衣服，而且多处磨损，但不知道汪亦适用了什么法术，补丁打得很齐整，衣服也洗得很整洁，好像还用开水茶缸熨过。肖卓然说，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
汪亦适说，我不想去地方医院，你跟丁院长他们说说，让我留在705医院里当军工吧。肖卓然吃了一惊说，亦适，你怎么会这样选择？到地方医院，你将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医生，而留在705医院当军工，基本上就是就是就是肖卓然“就是”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他就差说出个“下等人”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汪亦适淡淡一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不在乎，我要留在705医院，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肖卓然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搞清楚？汪亦适说，我是起义者，不是投诚者，更不是俘虏。肖卓然说，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到了地方医院，当上医生，待遇一点儿不比在705医院差。汪亦适说，我不是为了待遇。肖卓然说，那你是为什么，难道仅仅为了一个说法？汪亦适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就是为了一个说法。
汪亦适被正式聘为705医院军工的那天下午，舒云舒和大姐舒雨霏到汪亦适的宿舍帮他收拾东西。医院的单身军工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是原医科学校的工友们住的，在医院的西北角，一般都是七八个人住一间。说是收拾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收拾，一个旧皮箱就装了汪亦适的全部家当。
收拾的过程中，舒云舒和汪亦适都很少说话，无话可说，很沉闷。舒雨霏帮助汪亦适把蚊帐上的窟窿补了，扯着线说，亦适，你不要伤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705医院卸磨杀驴，我们没有必要一棵树上吊死。汪亦适说，大姐，我不伤感。舒云舒说，大姐，话不能这么说，亦适是志愿留下当军工的。虽然有点委屈，但并不是组织勉强的。你们要体谅组织的难处。舒雨霏说，什么难处，有眼无珠，耍猴啊？
汪亦适默不作声，东西收拾完了，就扫地。地扫干净了，看看天，时间还早，又找了一块抹布擦拭门窗。这栋宿舍房是原先医科学校最好的房子，每一间都宽敞明亮，门窗上安了玻璃，里面还配有樟木家具。汪亦适一边擦拭，一边打量，还把一只合不拢的抽屉给修好了。舒雨霏说，亦适你真是个讲究的人，房子就要给别人了，还这么细心维护。你是舍不得吧？汪亦适说，那倒不是。这是我住过的房子，不能乱糟糟地留给别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啊。舒云舒看着汪亦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眼睛有些湿润。舒云舒说，亦适，抽空回趟家吧，皖西解放大半年了，总是见信不见人也不行。汪亦适若有所思地说，好，我是有这个打算。我要让家里知道，我还活着，我还留在皖西。
舒雨霏说，亦适你打算回梅山？那好，我跟你去一趟怎么样？我好长时间没有去你们汪家庄园了，还是十三岁那年去过，那时候到湖里采莲子，差点儿掉到水里去了，你记得不记得？汪亦适笑笑说，记得。舒云舒说，这样的大事怎么能记不得？你那时候根本不带我和亦适玩儿，说我们是跟屁虫，讨厌。结果，你和丰韵姐翻了扁舟，还是亦适回到庄园里喊的大人。没有亦适，说不定你已经没命了。舒雨霏说，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汪丰韵了，她现在怎么样，听说嫁人了是吧？汪亦适说，是的。舒雨霏问，嫁了个谁？你二姐那么漂亮，又有文采，一定会嫁个如意郎君。汪亦适说，我也没见过，听说是一个军官，那个人跑到台湾去了，二姐又回到梅山了。舒雨霏说，亦适说定了，我跟你去梅山。我要去看看你二姐。汪亦适说，山高路远，诸多不便，大姐你还是等以后交通发达了再去吧。
舒雨霏说，我去省里进修之前，给了一个礼拜的假，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为什么不想带我一起去？小时候你见到我就缠着我给你讲故事，难道忘了？汪亦适说，我怕你走不动，再说，山里还有匪情。舒云舒灵机一动说，有了，爸爸不是说要到梅山找汪伯伯商量建药厂吗，至少有马车，你们跟着爸爸，人多势众，彼此也有个照应，岂不两全其美？汪亦适不说话了，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没有马车，回趟家至少要徒步两天两夜，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郑霍山被判劳教三年。判了劳教的郑霍山又回到了三十里铺，还是脱砖坯。郑霍山再也没有办法偷奸耍滑了，因为楼炳光比他更惨，他被判了劳改，而且判了十年，属于重刑犯人，连砖坯都不让脱了，关在窑里烧砖，比脱砖坯要劳累得多，也危险得多。郑霍山之所以被判劳教，除了现实表现不好以外，又被人揭发出许多反动言论，这些言论其实是过去说的，多数都是牢骚话。
关于郑霍山的牢骚话，有不少故事，其中有一个还比较著名。那还是在刚到三十里铺不久，起义学习班里有个人犯了羊角风，卫生所的医生没经验，手足无措，有人向管教人员报告，说郑霍山有祖传秘方治疗这种病，管教干部就把他叫了过去。其实这是有人故意为难郑霍山的，郑霍山的家庭是中医世家不错，但是强项在治疗肾病，而郑霍山本人学的是西医，动刀子打针的。好在郑霍山也懂点中医，脑子聪明，融会贯通，过去一看，把把脉，翻翻病人眼皮，掰开嘴巴闻闻，然后伸手向管教干部一摊掌心说，拿来。管教干部不解其意说，拿来什么，我不知道拿什么药。郑霍山说，不是药，是证明。管教干部更加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证明？郑霍山说，好人证明。管教干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想了半天才说，哪有这个证明啊，天底下有这种证明吗？
郑霍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没有好人证明，我为什么要给他治病？我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坏人？我要是给坏人治好了病，那我不是帮凶吗？管教干部说，他是起义者，是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能证明他是好人。郑霍山说，空口无凭啊。就算你能证明他从前是好人，但是你能证明他以后还是好人吗？我要是把他治好了，他以后欺男霸女怎么办，杀人越货怎么办？管教干部说，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逻辑！你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哪有先证明是好人然后才给人治病的，真是天下奇闻！这句话被郑霍山钻了空子。郑霍山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共产党说话不能信口开河啊！你说我是医生，那好，我现在就给他开方子治病，但是你得保证让我到医院里坐堂问诊。哪有医生天天脱砖坯的？我这双做手术的手，现在变成了泥瓦匠的手！
那个管教干部被郑霍山出了个难题，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后来的被动。
担任医政处的副处长之后，肖卓然有过短暂的情绪低落时期，并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觉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有差距，对于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怀疑。但是随着定编定岗，随着机构制度的健全，也随着医疗设备的添置，医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工作任务多了起来。事多了，人忙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他现在负责整个医院的业务计划、医疗监督和业务培训，只要有重要的医疗活动，譬如为皖西党政军干部体检、征兵体检，组织医疗队奔赴工厂、乡村和部队基层，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落实者。丁范生和秦莞术对他都很放手，秦莞术说他是一线指挥员，丁范生干脆说他是参谋长。
出现在医院里的肖卓然，通常是这样一副形象，里面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偶尔，他也会到诊室里为病人看病，还做过几例手术。不过多是小手术，譬如挖鸡眼，割痔疮、阑尾之类。他原来学的也是外科，偏重骨科，跌打损伤、错位脱臼之类的小毛病，治起来不在话下。他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很善于为自己寻找平衡，政治上的失落，很快就在业务活动中得到了弥补，因而，他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汪亦适坚持不离开705医院，给肖卓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向丁院长和于政委汇报汪亦适的态度时，丁范生说，我看可以，汪亦适这个人老实厚道，当军工没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是起义者，留下来，也许以后有机会甄别，真的走了，也许就是盖棺定论了。我同意汪亦适留下。于建国说，对这个人，我也感到是个搞业务的骨干。但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留下来安排在哪里呢，当医生吧，他不是军人。烧锅炉、修水电吧，不成体统，人们都知道汪亦适是“排雷大王”是705医院的一块招牌，让他烧锅炉、修水电，会让别人戳我们脊梁骨的。丁范生说，肖副处长，你主意多，你说说看。你能把汪亦适找到合适他干的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还是把他推荐到地方工作，这也是对他负责。
其实于建国和丁范生的难题更是肖卓然的难题，这个难题他已经想了好几天了。肖卓然摸到了二位首长的态度，并不坚持要把汪亦适弄走，他的心里就有底了。肖卓然说，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解放军的医院，面向驻军基层官兵，也面向皖西群众。这个地方落后，有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机构，不少人是头一次来看病，来看病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挂号不知道怎么挂，看病不知道找什么人。我估计这种情况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可以在大门口设一个咨询处，就让汪亦适当咨询员，其实就是就医指导。这样，既解决部队基层官兵和老百姓来看病摸不着门的问题，也解决了汪亦适的工作问题。
丁范生大喜道，很好，很好，我看可以。于建国也说，这是个办法，这是个很有政治意义的设想，方便伤病员，服务老百姓，还发挥了汪亦适的作用，一举两得。这样，汪亦适才被留在705医院。
汪亦适从梅山老家回来之后，第一天到咨询处上班，拿不准穿什么衣服。医院的医生穿军装，锅炉工和水电工穿劳动工装，护士穿白大褂，唯有他找不到得体的衣服。解放军的军装他是不能穿了，穿原先的国军军服显然更不合适。后来他想起来了，他的皮箱里有一套西服，还是去年舒云舒在南京买的，他和肖卓然每人一套。原先放在梅山老家，这次离开梅山的时候，舒雨霏帮他打点行李，把那套西服装进皮箱，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这天上午，咨询处首次开张。所谓咨询处，其实就是在传达室里摆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桌子上放一块牌子，正楷大书三个字：咨询处。汪亦适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皮鞋崭新锃亮，领结不偏不倚，坐在桌子后面，等待病患过来咨询，但是咨询者寥寥无几。汪亦适有点纳闷，心想可能是病患中识字者不多，不知道咨询处是什么玩意儿，就去跟门卫交代，但凡有看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先来问他。门卫说，但凡来这里看病的，都不清楚，但凡不清楚的，都来问我，但凡来问我的，我都告诉他们去问你。可是他们到传达室缩头缩脑一番，又都溜走了。
汪亦适心想，奇怪了，我又不是怪物，难道怕我不成？正想着，肖卓然带着程先觉来了。肖卓然一看汪亦适这身装束，先是一笑，然后眉头就皱起来了。程先觉想忍没有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音。汪亦适感到有点伤自尊，表情僵硬地说，好笑吗？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那身军装高人一等？肖卓然说，哪里话！不过你这身打扮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你没看看，周围是个什么环境，工作是个什么性质。你这样衣冠楚楚的，像个咨询员吗？简直就是大上海的新郎官，那谁敢来找你问事呢？看稀奇还差不多！
汪亦适说，我没有别的衣服。再说你们也没有规定咨询员穿什么衣服，难道要我穿长袍马褂？肖卓然说，你要是穿长袍马褂还真搞对了，保管看病的都往你这里跑。汪亦适说，我是不会穿长袍马褂的。肖卓然说，那你可以穿普通衣服，中山装也行啊。汪亦适说，我没有中山装。肖卓然说，穿西服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用不着把皮鞋擦得这么亮，更不用打领带，你打了领带，别人不来问事，只顾看你的领带去了。汪亦适说，荒唐，穿西服不打领带，那是什么穿法，那不是假洋鬼子吗？肖卓然说，打了领带擦亮皮鞋，你就成了真洋鬼子了，假洋鬼子也比真洋鬼子好。汪亦适被说住了，讪讪地说，那你说我穿什么？肖卓然说，穿西服，不打领带，不擦皮鞋，把自己搞得越邋遢越好，越邋遢就越是接近群众。
汪亦适看着肖卓然，半天没有吭气。第二天上班，他穿了一套水电工穿的劳动粗布制服，这是他拿西服跟水电工换的。他那套西服是舒云舒当初花三十块大洋买的，而那套工装折合当时的人民币，一块洋钱都不值。后来舒云舒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是埋怨，说汪亦适你太不知轻重了，你这哪里是换西服啊，你是把我们的友情出卖了。
汪亦适淡淡地说，我穿那身西服，肖卓然看着不舒服。舒云舒说，你胡扯，肖卓然比你度量大得多。你已经堕落成一个庸人了。没想到汪亦适听了这话，非但没生气，反而咧嘴笑了说，我不仅是庸人，还是下人呢，你看看我穿劳动工装，像不像个劳动人民？舒云舒说，像个猴子。你是高挑个，白净脸，举手投足都是文质彬彬的，走路连蚂蚁都踩不死。穿上这身衣服，才是不伦不类呢！汪亦适不以为然地说，举手投足可以改嘛，我现在走路就比以前快了。我不能老是当小资产阶级，你说是不是？舒云舒说，是个鬼！
舒云舒把汪亦适说了一顿，当天下午就去找那个水电工，用一块蓝士林布料，把那套西服又换回到自己的手里。那位水电工倒是爽快，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要他这个鬼衣裳，这叫咱老百姓咋穿出去？可是汪医生他死气白赖地要换。他是个好人，我不能不答应。你要是不换走，我还琢磨以后让老婆剪了给孩子当尿布呢。不管舒云舒怎么看，但是汪亦适穿上工装之后，工作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了。每天过来“咨询”的人还真是不少。有盘问大夫医术的，有了解对症的，也有找人的。汪亦适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遇到刨根问底的病患，七说八说，汪亦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干脆给病患诊断起来。诊断之后，再让病患去找某某医生，某某医生要是同汪亦适诊断得大致相同，病患就会放心地接受下一步的医治。某某医生的诊断要是同汪亦适的诊断有出入，这些病患就会缠着让汪亦适开药，有的甚至干脆要求汪亦适给他做手术。每到这个时候，汪亦适才会翻然醒悟，他不能给病患开药，更不能做手术，只得婉言相劝。下次“咨询”尽量点到为止。
有一次来了一个伤员，是在大别山剿匪战斗中负伤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肋巴骨，离心脏很近。过去一直担任主刀的秦副院长带领医疗队到独立团去了，丁范生让肖卓然亲自做手术。肖卓然心里打鼓，上了手术台又停了下来，派程先觉把汪亦适叫了过去。汪亦适做这类手术多了，查看一番后心里就有了底。但是汪亦适坚持不上手术台。肖卓然说，亦适，救人要紧啊。我都不在乎丢面子了，你还要拿一把吗？汪亦适说，我不是医生，怎么能做手术？如果是医生，我做出问题了，只是犯错误，可我不是医生，我做好了也是犯法的。丁范生在一旁说，汪亦适，我命令你做，做出问题我负责！汪亦适还是不肯。汪亦适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我不是医生，既不能开药，更不能做手术。丁范生说，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伤员流血牺牲？你还有没有阶级感情？你敢违抗命令，枪毙！汪亦适说，枪毙就枪毙，我不能坏了规矩。肖副处长，你做吧，这个手术是有点难度，但是你行，我在一边给你当助手。肖卓然向汪亦适投来感激的一瞥说，好，你指导。
汪亦适在伤员的伤处画了一个路线图，确定了切口，打了麻醉，就让肖卓然下刀。肖卓然开始手有点抖，但是汪亦适始终不动声色。汪亦适没有异常表现，肖卓然就受到了鼓励，虽然中间停顿了几下，在汪亦适的提醒下及时地调整了角度和深度，手术还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从此之后，只要有难度稍大的手术，肖卓然就踊跃上马，但是汪亦适必须在场，这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