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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代言”在这一品质的吸引下，南周登载的皆是身处体制外或身处体制内却能跳出体制外而直言体制之弊的人的言论。有胆识的媒体才敢采访有胆识的人，有胆识的人唯有凭借有胆识的媒体才能发表有胆识的见解。武和平和吴冠中就是体制内敢于直言的例子。武和平作为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在文中提出“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的言论，不免给人石破天惊之感；吴冠中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在采访中却屡屡语出惊人：“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中国美术现状“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创新不能讲和谐”甚至还直陈徐悲鸿作为行政领导在执政中的不妥之处，让我们对历史有了另一重维度的了解。无论是武和平、吴冠中，还是南周本身，他们言论的力量不过是来自于不计自身得失而为天下苍生说了些真话而已。而这，正是让我们感到隐隐悲哀之处。
“用事实说话，为百姓代言”固然值得尊敬，但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为百姓代言”的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随着报纸质素的提升，编读双方都有精英化的趋势，这便与报纸最初的平民姿态相矛盾，也就是说，报纸的高端定位和底层关照相矛盾。即便固守“平民立场”那么这个所谓的“平民立场”是否还保留着原初的意义就殊值疑问；即便坚持“为百姓代言”那么百姓需不需要代言、有没有资格为百姓代言、代的是不是百姓的言也值得探讨。知识分子可能无法真正体谅百姓疾苦，老百姓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高端话语。以“阅读”版薛涌的文章为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通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使中国的读书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久而久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服务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孔子眼里早已僭越了礼法。中国的政治和知识传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精英代替老百姓进行决策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而他在指出通病的同时，自己也不能免除通病。他对百姓的判断也仅仅是置身事外的一面之辞，而且他阳春白雪的写作风格需要读者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和文化修养，很难说其中没有智力歧视或群体忽视。比如他在文中提到：“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如果没有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相关著作的阅读经验，就难以明白为什么说钱穆在学术上是保守派。
南周是不是也在犯着知识分子的通病？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却加剧了生民的冷漠？学者的内部讨论何以能干涉外部生活？这些问题都亟需在“精英化”与“平民化”的权衡中重新考量。
既然报纸需要重新定位，那么它也需要重新寻找相应的表述方式。全局视角呼唤宏大叙事，平民立场追求喜闻乐见，严肃化与娱乐化的矛盾由是浮出水面。前面所论及的大格局、低姿态都是报纸的内容问题，而严肃化与娱乐化则指涉媒体形式。
宏大叙事
南方周末写作风格的变迁由专栏定位可见一斑。遥想当年，翻开南周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那些好玩的专栏。沈宏非、连岳、子非鱼等人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他们的风趣和睿智让人印象深刻。而现在的南周多了使命感，却少了幽默感。以写作版为例，定位飘渺、面目模糊，写专栏的人一直在变，即使不变，也很难让人记得他们有什么个人风格。若以深度论，南周的专栏不及经济观察报的眼界开阔、思想深邃；若以趣味论，南周的专栏又不及三联的情调，甚至不及几年前的南周。在本期写作版的专栏里，摩罗的妇女解放不能以伤害母性为代价其实并无新意。很早以前，韩少功就在他的文章里阐发过类似的观点，表述仿佛还更加精彩。写作版的另外两个小栏目更是可有可无。“惊鸿一瞥”里的照片不知是因为报纸印刷局限还是什么原因，总是不够惊艳。拍摄者的摄影手记也不精彩，纯属多余的话。“世说新语”个人认为有些迂腐，短章本就有篇幅局限，如果不够有趣则价值不大。窃以为版内最有意义的崔老师的专栏却连专栏名字都没有，给人打游击的感觉，如何形成品牌。
就专栏的编排而言，老牌的写作版反而不如新近的“自由谈”有章法。五个专栏分别涉及时政、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在其他期还可能涉及法律、经济等领域，涵盖面广，包罗万象。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在本期“自由谈”中，王彬彬的学术通俗化不是学术娱乐化虽有见地但时效性差，易中天等人引起的“学术娱乐化”争论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刘县书的有些愚蠢是官民共患的社会流行病标题不够醒目，从标题中看不出文章的主旨何在。
尽管有种种瑕疵，但长久以来南周的形式美感还是高人一筹。南周的文风虽然不是它最引人入胜之点，却是它先声夺人之处。南周的叙事风格大气与细腻兼具，许多报道的叙事节奏和可读性仿佛电影剧本。它让人第一次领略到原来报道文体也可以如此具有美感，也可以如此风格化以至于几成“南周体”在“艺术”版的报道拉萨离这里很远中，记者于开篇这样写道：“邱志杰上一次去拉萨是2006年10月，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让他受刺激。”文字魅力在第一句话便显露无疑，其韵致堪比小说。
再来看版内的布局。本版其实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一个报道当代艺术：为何去西藏。三篇文章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拉萨离这里很远发自北京，刘小东：在消失的现场发自青海，视点的不同决定了两篇文章对西藏的描绘是远观与近看的分别。而这两篇特写与当事人的口述绘画断代：向西藏要什么又形成感性触摸与理性梳理的互动。在这样的互动中，西藏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当代艺术与现代文明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便清晰地跃然纸上。在版内文风的统一上，评论版块的头版就做得略显不当。“周末茶座”的文风有些轻佻和杂糅，放在庄严肃穆的“方舟评论”旁边就更显突兀。不过，若编辑是让它与“读者来信”呼应倒也无可厚非。
每个版块内的各版之间也有关联。a叠中“纵深”与“写真”两版就是同一主题下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的呼应。经济版块中的各版划分也颇值玩味“政经”讲国家政策“产经”讲业界动态“民富”关注民生“财富”聚焦理财“原富”则刊登专栏文章理性分析经济形势“人物/观察”生动描摹经济事件或当事人。唯一让人觉得不妥的是时局版块对记录仇和“副省长”轨迹一文的排版。时局头版就标出了该文的题目，正文却被放在该叠末版。而且正文还被一分为二，给人十分杂乱的感觉，影响了阅读的流畅。
一期报纸内的呼应甚至还延伸到了各大版块之间。时局版块中的“北京观察”提到了“解放思想”评论版块的“方舟评论”之一则重点阐述了该如何“解放思想”两相照应，加深了该话题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这种照应也体现于各期内容的反馈和接续上，体现于南周与其他媒体互相的影响与批评上。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照应形成了宏大叙事的气场。
统而言之，宏大叙事的编排方式其实是全局视角的表征，仗义执言的精神品格其实是整体宽松的舆论氛围的表现。南周的成长见证了良好舆论环境的形成，而健康舆论环境的养成又成就了南周的辉煌。南周在风风雨雨中磨砺出的品格里，最宝贵莫过于大气和刚直。大气来自包容，刚直源自无私。“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恰成为南周品格最贴切的注脚。
2008-1-18
百姓代言”在这一品质的吸引下，南周登载的皆是身处体制外或身处体制内却能跳出体制外而直言体制之弊的人的言论。有胆识的媒体才敢采访有胆识的人，有胆识的人唯有凭借有胆识的媒体才能发表有胆识的见解。武和平和吴冠中就是体制内敢于直言的例子。武和平作为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在文中提出“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的言论，不免给人石破天惊之感；吴冠中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在采访中却屡屡语出惊人：“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中国美术现状“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创新不能讲和谐”甚至还直陈徐悲鸿作为行政领导在执政中的不妥之处，让我们对历史有了另一重维度的了解。无论是武和平、吴冠中，还是南周本身，他们言论的力量不过是来自于不计自身得失而为天下苍生说了些真话而已。而这，正是让我们感到隐隐悲哀之处。
“用事实说话，为百姓代言”固然值得尊敬，但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为百姓代言”的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随着报纸质素的提升，编读双方都有精英化的趋势，这便与报纸最初的平民姿态相矛盾，也就是说，报纸的高端定位和底层关照相矛盾。即便固守“平民立场”那么这个所谓的“平民立场”是否还保留着原初的意义就殊值疑问；即便坚持“为百姓代言”那么百姓需不需要代言、有没有资格为百姓代言、代的是不是百姓的言也值得探讨。知识分子可能无法真正体谅百姓疾苦，老百姓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高端话语。以“阅读”版薛涌的文章为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通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使中国的读书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久而久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服务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孔子眼里早已僭越了礼法。中国的政治和知识传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精英代替老百姓进行决策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而他在指出通病的同时，自己也不能免除通病。他对百姓的判断也仅仅是置身事外的一面之辞，而且他阳春白雪的写作风格需要读者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和文化修养，很难说其中没有智力歧视或群体忽视。比如他在文中提到：“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如果没有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相关著作的阅读经验，就难以明白为什么说钱穆在学术上是保守派。
南周是不是也在犯着知识分子的通病？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却加剧了生民的冷漠？学者的内部讨论何以能干涉外部生活？这些问题都亟需在“精英化”与“平民化”的权衡中重新考量。
既然报纸需要重新定位，那么它也需要重新寻找相应的表述方式。全局视角呼唤宏大叙事，平民立场追求喜闻乐见，严肃化与娱乐化的矛盾由是浮出水面。前面所论及的大格局、低姿态都是报纸的内容问题，而严肃化与娱乐化则指涉媒体形式。
宏大叙事
南方周末写作风格的变迁由专栏定位可见一斑。遥想当年，翻开南周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那些好玩的专栏。沈宏非、连岳、子非鱼等人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他们的风趣和睿智让人印象深刻。而现在的南周多了使命感，却少了幽默感。以写作版为例，定位飘渺、面目模糊，写专栏的人一直在变，即使不变，也很难让人记得他们有什么个人风格。若以深度论，南周的专栏不及经济观察报的眼界开阔、思想深邃；若以趣味论，南周的专栏又不及三联的情调，甚至不及几年前的南周。在本期写作版的专栏里，摩罗的妇女解放不能以伤害母性为代价其实并无新意。很早以前，韩少功就在他的文章里阐发过类似的观点，表述仿佛还更加精彩。写作版的另外两个小栏目更是可有可无。“惊鸿一瞥”里的照片不知是因为报纸印刷局限还是什么原因，总是不够惊艳。拍摄者的摄影手记也不精彩，纯属多余的话。“世说新语”个人认为有些迂腐，短章本就有篇幅局限，如果不够有趣则价值不大。窃以为版内最有意义的崔老师的专栏却连专栏名字都没有，给人打游击的感觉，如何形成品牌。
就专栏的编排而言，老牌的写作版反而不如新近的“自由谈”有章法。五个专栏分别涉及时政、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在其他期还可能涉及法律、经济等领域，涵盖面广，包罗万象。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在本期“自由谈”中，王彬彬的学术通俗化不是学术娱乐化虽有见地但时效性差，易中天等人引起的“学术娱乐化”争论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刘县书的有些愚蠢是官民共患的社会流行病标题不够醒目，从标题中看不出文章的主旨何在。
尽管有种种瑕疵，但长久以来南周的形式美感还是高人一筹。南周的文风虽然不是它最引人入胜之点，却是它先声夺人之处。南周的叙事风格大气与细腻兼具，许多报道的叙事节奏和可读性仿佛电影剧本。它让人第一次领略到原来报道文体也可以如此具有美感，也可以如此风格化以至于几成“南周体”在“艺术”版的报道拉萨离这里很远中，记者于开篇这样写道：“邱志杰上一次去拉萨是2006年10月，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让他受刺激。”文字魅力在第一句话便显露无疑，其韵致堪比小说。
再来看版内的布局。本版其实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一个报道当代艺术：为何去西藏。三篇文章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拉萨离这里很远发自北京，刘小东：在消失的现场发自青海，视点的不同决定了两篇文章对西藏的描绘是远观与近看的分别。而这两篇特写与当事人的口述绘画断代：向西藏要什么又形成感性触摸与理性梳理的互动。在这样的互动中，西藏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当代艺术与现代文明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便清晰地跃然纸上。在版内文风的统一上，评论版块的头版就做得略显不当。“周末茶座”的文风有些轻佻和杂糅，放在庄严肃穆的“方舟评论”旁边就更显突兀。不过，若编辑是让它与“读者来信”呼应倒也无可厚非。
每个版块内的各版之间也有关联。a叠中“纵深”与“写真”两版就是同一主题下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的呼应。经济版块中的各版划分也颇值玩味“政经”讲国家政策“产经”讲业界动态“民富”关注民生“财富”聚焦理财“原富”则刊登专栏文章理性分析经济形势“人物/观察”生动描摹经济事件或当事人。唯一让人觉得不妥的是时局版块对记录仇和“副省长”轨迹一文的排版。时局头版就标出了该文的题目，正文却被放在该叠末版。而且正文还被一分为二，给人十分杂乱的感觉，影响了阅读的流畅。
一期报纸内的呼应甚至还延伸到了各大版块之间。时局版块中的“北京观察”提到了“解放思想”评论版块的“方舟评论”之一则重点阐述了该如何“解放思想”两相照应，加深了该话题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这种照应也体现于各期内容的反馈和接续上，体现于南周与其他媒体互相的影响与批评上。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照应形成了宏大叙事的气场。
统而言之，宏大叙事的编排方式其实是全局视角的表征，仗义执言的精神品格其实是整体宽松的舆论氛围的表现。南周的成长见证了良好舆论环境的形成，而健康舆论环境的养成又成就了南周的辉煌。南周在风风雨雨中磨砺出的品格里，最宝贵莫过于大气和刚直。大气来自包容，刚直源自无私。“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恰成为南周品格最贴切的注脚。
200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