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关于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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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还是不忏悔——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更是一种严厉的质问！
我读了几篇便读不下去了，原因是全书中的几十篇文章都是针对一位文化名人的近乎苛刻的“围剿”强迫别人忏悔，大有你不忏悔就决不罢休的那阵势！我且不管这个人究竟在过去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假如是我，因为某种可抗拒或不可抗拒，或迫不得已或有违良心犯了大错，我觉得这种“围剿”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至少是在颜面上难以令人接受！颜面上尚不能接受如何在心里接受？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忏悔，人就不能正确认识过去。不能正确认识过去，又如何很好的矫正今天，又如何规划好明天？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然而又联想到“围剿”别人、使我对关于忏悔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思考。从大的方面来举例，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及其令人发指的众多非人道行为，不懂得忏悔，或者根本不去忏悔，那他们就难以正确认识现在的所作所为究竟要走向何方，不管你如何费尽心机规划未来美好的蓝图，都将是空想！如其“争常”一事以失败而告终就是明证。实际上，在没有属性的情况下，即使“争常成功”人们也会问：你争常的目的是什么？——这不得不令人担心！不忏悔过去，一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成功！作为一个人来讲，只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过错进行彻底的忏悔，才有可能发现失误的原因和情意，从而在现实中避免类似的失误，才能一路走好。也许我们在错误发生后，忏悔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途径，也是继续走向未来的开端。因此，忏悔是必要的，且是必须的。
如何进行忏悔呢？通过某种形式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致歉或赔偿，不失为一种真诚忏悔的举动。我个人认为，这展现了一种敢于承担责任的勇者形象，值得忏悔者去效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忏悔的方式可能形式上的意义更大、更多一些，其实更重要的忏悔行动不是外在的行动，而取决于内心的认可程度。如果把“忏悔”从词性的角度首先作为一个“动词”来看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来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实施“忏悔”行为的主体必定也只能是“忏悔者”本人！如果我们更看重一个人是否进行了公开“忏悔”更看重忏悔者的“口是”就容易被忏悔的假象所迷惑。虽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大家所共识的做人原则，可我们所见的那些“口是”而“心非”者也并非在少数。常言到：“察其言，观其行。”我认为在忏悔的问题上还应该加上一句“正其心”只有“心正”其意才诚，才能保证忏悔有效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四书大学里把“心正、意诚”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官员在没有现代通信、交通手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地方官员虽远在万里之外也会以其正心和诚意遵守中央的政令，将浩荡皇恩传播四面八方。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忏悔应是一种自主自觉的行为，是在其良心真正受到触动的情境下的自主自觉行为，强迫是万万要不得的，并且要得了也没有多少价值。关键是看他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有所改进，是不是已经在努力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这应该是我们判断这个人是否已经忏悔的标准，而不是以此人是否公开声明忏悔了没有。
如果说某人做了一件明显有违社会公德的事情，我们如果有正义感，就可立即出面制止甚至强迫其忏悔并改正，这也无可厚非。而当一个人的过错曾经被一个时代所认可，并在当时的社会尚属主流行为，那么我们过后甚至是很长一个时期以后再去强迫别人忏悔，是不是有“事后诸葛亮”且“欺软怕硬”之嫌，不敢正视更大层面的错误，而是将时代的社会的重大失误强行形而下之为一种个人的责任。还是拿大家所“围剿”的那位名人来说，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可能需要忏悔！而从他人的角度来讲，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去强迫别人的忏悔？这些发难者中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不乏自称与之同时代甚至是同事的人，那么，我现在就可以问：“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让他立即忏悔？为什么不能永敢地站出来？从另一个角度讲，其人至今是否还在做着令人不齿的事情？如果是，当剿灭之而后快；如果不是，而是在做着有益的事情，那我们还需要这种口头的忏悔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宽容，不仅需要社会对个人的宽容，也需要个人对社会的宽容；不仅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也需要人对别人的历史的宽容。当然，个人是不能对自己历史上存在的问题太过宽容的。
和谐社会正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现在更多地需要来自自身的反思，而不是对别人的指责；更多的是需要提高每个人自身的素质，而不是去更多地关注别人的缺点。
2005。12。12北京?定慧东里
忏悔还是不忏悔——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更是一种严厉的质问！
我读了几篇便读不下去了，原因是全书中的几十篇文章都是针对一位文化名人的近乎苛刻的“围剿”强迫别人忏悔，大有你不忏悔就决不罢休的那阵势！我且不管这个人究竟在过去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假如是我，因为某种可抗拒或不可抗拒，或迫不得已或有违良心犯了大错，我觉得这种“围剿”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至少是在颜面上难以令人接受！颜面上尚不能接受如何在心里接受？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忏悔，人就不能正确认识过去。不能正确认识过去，又如何很好的矫正今天，又如何规划好明天？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然而又联想到“围剿”别人、使我对关于忏悔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思考。从大的方面来举例，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及其令人发指的众多非人道行为，不懂得忏悔，或者根本不去忏悔，那他们就难以正确认识现在的所作所为究竟要走向何方，不管你如何费尽心机规划未来美好的蓝图，都将是空想！如其“争常”一事以失败而告终就是明证。实际上，在没有属性的情况下，即使“争常成功”人们也会问：你争常的目的是什么？——这不得不令人担心！不忏悔过去，一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成功！作为一个人来讲，只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过错进行彻底的忏悔，才有可能发现失误的原因和情意，从而在现实中避免类似的失误，才能一路走好。也许我们在错误发生后，忏悔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途径，也是继续走向未来的开端。因此，忏悔是必要的，且是必须的。
如何进行忏悔呢？通过某种形式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致歉或赔偿，不失为一种真诚忏悔的举动。我个人认为，这展现了一种敢于承担责任的勇者形象，值得忏悔者去效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忏悔的方式可能形式上的意义更大、更多一些，其实更重要的忏悔行动不是外在的行动，而取决于内心的认可程度。如果把“忏悔”从词性的角度首先作为一个“动词”来看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来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实施“忏悔”行为的主体必定也只能是“忏悔者”本人！如果我们更看重一个人是否进行了公开“忏悔”更看重忏悔者的“口是”就容易被忏悔的假象所迷惑。虽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大家所共识的做人原则，可我们所见的那些“口是”而“心非”者也并非在少数。常言到：“察其言，观其行。”我认为在忏悔的问题上还应该加上一句“正其心”只有“心正”其意才诚，才能保证忏悔有效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四书大学里把“心正、意诚”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官员在没有现代通信、交通手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地方官员虽远在万里之外也会以其正心和诚意遵守中央的政令，将浩荡皇恩传播四面八方。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忏悔应是一种自主自觉的行为，是在其良心真正受到触动的情境下的自主自觉行为，强迫是万万要不得的，并且要得了也没有多少价值。关键是看他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有所改进，是不是已经在努力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这应该是我们判断这个人是否已经忏悔的标准，而不是以此人是否公开声明忏悔了没有。
如果说某人做了一件明显有违社会公德的事情，我们如果有正义感，就可立即出面制止甚至强迫其忏悔并改正，这也无可厚非。而当一个人的过错曾经被一个时代所认可，并在当时的社会尚属主流行为，那么我们过后甚至是很长一个时期以后再去强迫别人忏悔，是不是有“事后诸葛亮”且“欺软怕硬”之嫌，不敢正视更大层面的错误，而是将时代的社会的重大失误强行形而下之为一种个人的责任。还是拿大家所“围剿”的那位名人来说，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可能需要忏悔！而从他人的角度来讲，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去强迫别人的忏悔？这些发难者中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不乏自称与之同时代甚至是同事的人，那么，我现在就可以问：“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让他立即忏悔？为什么不能永敢地站出来？从另一个角度讲，其人至今是否还在做着令人不齿的事情？如果是，当剿灭之而后快；如果不是，而是在做着有益的事情，那我们还需要这种口头的忏悔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宽容，不仅需要社会对个人的宽容，也需要个人对社会的宽容；不仅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也需要人对别人的历史的宽容。当然，个人是不能对自己历史上存在的问题太过宽容的。
和谐社会正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现在更多地需要来自自身的反思，而不是对别人的指责；更多的是需要提高每个人自身的素质，而不是去更多地关注别人的缺点。
2005。12。12北京?定慧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