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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读完，我很感动，通篇没有一个爱字，爱却处处不在文中的每一个字句和段落中，这就是真爱，真性情下的真感觉。 因为黄毛里出了白发的缘故，索性就理了小平头。妻子看见，笑道：“还不如叫你老爸理，跟学生时代没啥两样了。”妻子的话令我思绪蓬飞。啊，父亲，父亲，沿着这簇毛发，我能将你生生忆起，我能将你深深记挂。
父亲曾无数次的给我理发。父亲理出的，永远是他自鸣得意的小平头。曾经，在某一时期，我以精精神神的小平头骄傲，自豪，我以有一个爱理小平头的爸爸自豪，骄傲。可是，随着年岁渐长，少不更事的我心里有了小九九。眼瞥四周，权衡对比，就觉得小平头土气，就觉得爸爸傻逼。这样，父亲理发时我就满脸木然，我就反应迟钝，我就把亮声脆语换作闷声碎语。开头，有所察觉的父亲很生气，说：“理发店就能给你头上绣出花？理发店光是要掏你那一块钱呢。”
92年我考上大学，以为这下可以去理发店了。谁成想，父亲耍一个小小的手腕就把我规范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临开学前一天，父亲提拎着他的理发推子，说：“来吧，最后一次。”那就来吧，小平头就小平头，最后一次总得给个面子吧。理完了，说：“以后，想起咱爷儿俩的感情了，就来叫我理发。”父亲就用这个“欲擒故纵”的谋略，愣是圈得我无计可施。老实说，大学四年，我到街头理发店去的次数超不过三次——“咱爷儿俩的感情”敢说没有么？
直到96年我参加工作，父亲才口是心非的表明了“退役”“现在你工作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主了，小平头尽管好，长毛也不赖，由着性子去折腾吧。”我当时听得是五味上心，喜忧具生。
父亲生于1949年，属牛。念了一年高中的父亲，幸运的以文革为机遇，断了学业，回家做了大队医疗站的医生。如果谁要为中国历史上的“赤脚医生”作传，我父亲是其中优秀一员。父亲聪慧好学，在精通医务的同时，年轻的他熟练了农家各种活计。比如赶牛耕地（汉代墓砖上那种二牛一人图），碾场收场，砸草起圈等，都拿得起放得下。另外他在那时还学会了编织。补鞋。修理架子车自行车等手艺。而我在他那么大时除了读书发呆，的确什么也不会。父亲结婚时只有二十二岁，这时他过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很难想象我的父亲在七十年代初期，在那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乡村中，扬着一颗年轻的心怎样的四处奔波。
父亲除了高兴时说一些孩子似的顽皮话以外，绝少像别的大人先生那样正儿八经的谈所谓正经事，偶尔有一两句鼓励我好好念书的话，对他自己的过去却绝口不谈。我只能从旁人口中零星获得。
他亲口说过的，只有两件很清晰。一个是89年我上高一那年，他给我理发时由我的黄发引起回忆，说他小时也是满头黄发，后来进了大队医疗站，天天吃草药，渐渐的就变黑了。我问：不掏钱吧？他说：那当然，近水楼台空得月么。另一个是谈过好几次的，他一边笑着，一边对着我和母亲说：狗娃，问问你妈，谁家娃考试不及格躲到麦草垛里一夜不回家？他这是在揶揄我的母亲。于是母亲反击，他再还击。最后总是父亲得胜，那满脸得意赛过登上领奖台的奥运冠军。
然而他快乐的时候很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他背着我翻山越岭看电影的情景（董存瑞。闪闪的红星。甲午风云等电影都是我趴在父亲背上看的），那种快乐那种温存至今想来令我心动。大约那时的父亲新婚不久即得子，精神上格外振奋，许多的希望和憧憬使他朝气蓬勃。接下来有了大妞。二妞，及至三妞的出生，彻底的破灭了他的再要一个儿子的理想。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我二妹来世时正掀起第一个高潮，其显著特色是与政治挂勾。我至今能想起对着父亲宣讲的几张冷面孔。父亲低垂的头在我心中沉重而悲哀，宛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化合——苦难使他们渴望幸福，苦难又使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幸福之路。
父亲因为超生被迫离开了大队医疗站，他在那时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第一，家庭的不和。祖母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封建家长制思想的女人，我的母亲偏偏是在新中国诞生后接受新思想的一个人，而且倔强得要命。矛盾的最终解决是分家。祖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按中国乡村习俗，一个儿子通常是不可以分家的，除非这个儿子大逆不道，没有孝心，娶了媳妇忘了娘。父亲显然自认为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起初他尽力在双方之间调和。祖母的唾骂。母亲的抱怨。祖父的粗暴。子女的啼哭----这一切像风暴一样摧残着他的心。最后祖父一声控诉，在村长及族人毫无表情的目光中分了家。父亲认为，这是在逼他上梁山，走贼路，心底彻底寒碜呢。第二，生计无望。那时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大片大片都是穷光景。祖父。祖母，还有一个姑姑都是好劳力，年底还能分红，而我们家六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出工，年年倒贴。我便成了摇尾乞怜的小花狗了——所幸祖父母毕竟是中国的祖父母，对孙子的感情难以割舍。“真的没有活路了，要是没有邓小平，你们几个谁也别想念书了。”父亲后来常常这样说。
大概父亲怪癖的脾气就是那些年头形成的。他沉默寡言，讨厌在任何公众场合装模作样唬弄人，他不打扑克不与人开玩笑（除了母亲），不看电影也不看戏——尽管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乡村全是稀罕的玩意。他只知埋头苦干。79年父亲和母亲策划着在我们村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小卖部。80年自己果园的苹果为自己赚了钱，自己种的粮食鼓起了自家的粮仓。这些，在父亲的心中是否又一次燃起了希望？父亲不言不语，他承包山坡上没人要的薄地，他用大颗大颗汗珠换取丰收。86年盖起了大瓦房，91年买了彩电。更可喜的是（在他看来），92年，我——他的唯一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他该有多高兴啊。我记得，父亲当时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满脸的山川河流稍稍做一舒展，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可能在想着他的大妞。二妞还有三妞了，她们都在学校念书。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把钱看得很谨慎，... -->>
编者按
读完，我很感动，通篇没有一个爱字，爱却处处不在文中的每一个字句和段落中，这就是真爱，真性情下的真感觉。 因为黄毛里出了白发的缘故，索性就理了小平头。妻子看见，笑道：“还不如叫你老爸理，跟学生时代没啥两样了。”妻子的话令我思绪蓬飞。啊，父亲，父亲，沿着这簇毛发，我能将你生生忆起，我能将你深深记挂。
父亲曾无数次的给我理发。父亲理出的，永远是他自鸣得意的小平头。曾经，在某一时期，我以精精神神的小平头骄傲，自豪，我以有一个爱理小平头的爸爸自豪，骄傲。可是，随着年岁渐长，少不更事的我心里有了小九九。眼瞥四周，权衡对比，就觉得小平头土气，就觉得爸爸傻逼。这样，父亲理发时我就满脸木然，我就反应迟钝，我就把亮声脆语换作闷声碎语。开头，有所察觉的父亲很生气，说：“理发店就能给你头上绣出花？理发店光是要掏你那一块钱呢。”
92年我考上大学，以为这下可以去理发店了。谁成想，父亲耍一个小小的手腕就把我规范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临开学前一天，父亲提拎着他的理发推子，说：“来吧，最后一次。”那就来吧，小平头就小平头，最后一次总得给个面子吧。理完了，说：“以后，想起咱爷儿俩的感情了，就来叫我理发。”父亲就用这个“欲擒故纵”的谋略，愣是圈得我无计可施。老实说，大学四年，我到街头理发店去的次数超不过三次——“咱爷儿俩的感情”敢说没有么？
直到96年我参加工作，父亲才口是心非的表明了“退役”“现在你工作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主了，小平头尽管好，长毛也不赖，由着性子去折腾吧。”我当时听得是五味上心，喜忧具生。
父亲生于1949年，属牛。念了一年高中的父亲，幸运的以文革为机遇，断了学业，回家做了大队医疗站的医生。如果谁要为中国历史上的“赤脚医生”作传，我父亲是其中优秀一员。父亲聪慧好学，在精通医务的同时，年轻的他熟练了农家各种活计。比如赶牛耕地（汉代墓砖上那种二牛一人图），碾场收场，砸草起圈等，都拿得起放得下。另外他在那时还学会了编织。补鞋。修理架子车自行车等手艺。而我在他那么大时除了读书发呆，的确什么也不会。父亲结婚时只有二十二岁，这时他过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很难想象我的父亲在七十年代初期，在那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乡村中，扬着一颗年轻的心怎样的四处奔波。
父亲除了高兴时说一些孩子似的顽皮话以外，绝少像别的大人先生那样正儿八经的谈所谓正经事，偶尔有一两句鼓励我好好念书的话，对他自己的过去却绝口不谈。我只能从旁人口中零星获得。
他亲口说过的，只有两件很清晰。一个是89年我上高一那年，他给我理发时由我的黄发引起回忆，说他小时也是满头黄发，后来进了大队医疗站，天天吃草药，渐渐的就变黑了。我问：不掏钱吧？他说：那当然，近水楼台空得月么。另一个是谈过好几次的，他一边笑着，一边对着我和母亲说：狗娃，问问你妈，谁家娃考试不及格躲到麦草垛里一夜不回家？他这是在揶揄我的母亲。于是母亲反击，他再还击。最后总是父亲得胜，那满脸得意赛过登上领奖台的奥运冠军。
然而他快乐的时候很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他背着我翻山越岭看电影的情景（董存瑞。闪闪的红星。甲午风云等电影都是我趴在父亲背上看的），那种快乐那种温存至今想来令我心动。大约那时的父亲新婚不久即得子，精神上格外振奋，许多的希望和憧憬使他朝气蓬勃。接下来有了大妞。二妞，及至三妞的出生，彻底的破灭了他的再要一个儿子的理想。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我二妹来世时正掀起第一个高潮，其显著特色是与政治挂勾。我至今能想起对着父亲宣讲的几张冷面孔。父亲低垂的头在我心中沉重而悲哀，宛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化合——苦难使他们渴望幸福，苦难又使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幸福之路。
父亲因为超生被迫离开了大队医疗站，他在那时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第一，家庭的不和。祖母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封建家长制思想的女人，我的母亲偏偏是在新中国诞生后接受新思想的一个人，而且倔强得要命。矛盾的最终解决是分家。祖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按中国乡村习俗，一个儿子通常是不可以分家的，除非这个儿子大逆不道，没有孝心，娶了媳妇忘了娘。父亲显然自认为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起初他尽力在双方之间调和。祖母的唾骂。母亲的抱怨。祖父的粗暴。子女的啼哭----这一切像风暴一样摧残着他的心。最后祖父一声控诉，在村长及族人毫无表情的目光中分了家。父亲认为，这是在逼他上梁山，走贼路，心底彻底寒碜呢。第二，生计无望。那时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大片大片都是穷光景。祖父。祖母，还有一个姑姑都是好劳力，年底还能分红，而我们家六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出工，年年倒贴。我便成了摇尾乞怜的小花狗了——所幸祖父母毕竟是中国的祖父母，对孙子的感情难以割舍。“真的没有活路了，要是没有邓小平，你们几个谁也别想念书了。”父亲后来常常这样说。
大概父亲怪癖的脾气就是那些年头形成的。他沉默寡言，讨厌在任何公众场合装模作样唬弄人，他不打扑克不与人开玩笑（除了母亲），不看电影也不看戏——尽管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乡村全是稀罕的玩意。他只知埋头苦干。79年父亲和母亲策划着在我们村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小卖部。80年自己果园的苹果为自己赚了钱，自己种的粮食鼓起了自家的粮仓。这些，在父亲的心中是否又一次燃起了希望？父亲不言不语，他承包山坡上没人要的薄地，他用大颗大颗汗珠换取丰收。86年盖起了大瓦房，91年买了彩电。更可喜的是（在他看来），92年，我——他的唯一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他该有多高兴啊。我记得，父亲当时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满脸的山川河流稍稍做一舒展，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可能在想着他的大妞。二妞还有三妞了，她们都在学校念书。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把钱看得很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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