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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赤包入狱的时候,欧洲的大战已经开始。北平的报纸,都显出啼笑皆非,不知怎样报导西方的血光炮影才好。看到德军的所向无敌,日本人与汉奸们都感到狂喜,愿意用最大的铅字,替战魔宣传。可是,德军的闪电袭击与胜利,又恰好使日本人自愧无能,没有一下子灭亡了中国的本事。他们不能不替德国作宣传,又似乎不好意思给别人摇旗呐喊,而减低了自家的威风。
北平的一般人,可是,并没怎么十分注意这些事。他们听惯了谣言,所以不轻易相信伪报纸的消息。再说,假若他们相信了那些消息,他们便没有了希望:德国征服了欧洲,日本人征服了亚洲,他们自然就永远为奴,没有翻身之日。为给自己一点希望,他们把那些消息当作了谣言。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征服欧洲,也不相信日本人能灭亡了中国。
还有,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也使他们无暇去高瞻远瞩的去关心与分析世界问题。他们须活着。可是,他们没有了煤,没有了粮。他们自己的肚子的饥鸣,与儿女们的悲啼,比一切都更重要,都须最先解决。饥与寒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因为它们的后面紧随着死亡。
德军攻下华沙,德军占领丹麦,英法军失败消息一串串的传来,仿佛战神,和大赤包一样,已经发了疯。但是,北平人们的眼却看着四处的麦秋。他们切盼有个好的收成,可以吃到新的面粉。
华北的新麦收下来了,可是北平人不单没见到新麦,也看不见了一切杂粮。
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与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候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
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大爷,竟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隙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教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
祁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再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韵梅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韵梅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她不便向老人声辩。她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
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韵梅。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咒诅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教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啊!"
连小顺儿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
孙七因在粮店作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作生意,而是替日本人作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作,所以每家都须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
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咒诅,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
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象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象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趣。
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市"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作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儿的"。
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她好象说不上来,喜欢长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她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她喜欢长顺与否,她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她知道,她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她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她天天... -->>
当大赤包入狱的时候,欧洲的大战已经开始。北平的报纸,都显出啼笑皆非,不知怎样报导西方的血光炮影才好。看到德军的所向无敌,日本人与汉奸们都感到狂喜,愿意用最大的铅字,替战魔宣传。可是,德军的闪电袭击与胜利,又恰好使日本人自愧无能,没有一下子灭亡了中国的本事。他们不能不替德国作宣传,又似乎不好意思给别人摇旗呐喊,而减低了自家的威风。
北平的一般人,可是,并没怎么十分注意这些事。他们听惯了谣言,所以不轻易相信伪报纸的消息。再说,假若他们相信了那些消息,他们便没有了希望:德国征服了欧洲,日本人征服了亚洲,他们自然就永远为奴,没有翻身之日。为给自己一点希望,他们把那些消息当作了谣言。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征服欧洲,也不相信日本人能灭亡了中国。
还有,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也使他们无暇去高瞻远瞩的去关心与分析世界问题。他们须活着。可是,他们没有了煤,没有了粮。他们自己的肚子的饥鸣,与儿女们的悲啼,比一切都更重要,都须最先解决。饥与寒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因为它们的后面紧随着死亡。
德军攻下华沙,德军占领丹麦,英法军失败消息一串串的传来,仿佛战神,和大赤包一样,已经发了疯。但是,北平人们的眼却看着四处的麦秋。他们切盼有个好的收成,可以吃到新的面粉。
华北的新麦收下来了,可是北平人不单没见到新麦,也看不见了一切杂粮。
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与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候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
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大爷,竟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隙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教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
祁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再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韵梅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韵梅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她不便向老人声辩。她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
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韵梅。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咒诅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教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啊!"
连小顺儿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
孙七因在粮店作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作生意,而是替日本人作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作,所以每家都须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
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咒诅,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
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象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象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趣。
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市"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作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儿的"。
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她好象说不上来,喜欢长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她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她喜欢长顺与否,她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她知道,她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她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她天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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