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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做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说：现在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埃德加记下。我又说：我们都有叶子。埃德加说：这个不好理解。
萝拉的句子可以口述。很难用笔记录下来。我做不到。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夏屋中的那些书，内容丰富超出我的想象。我带着书来到墓园，坐在长椅上。陆续有老人走来，孤零零地来到一个墓前，过不了多久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墓。他们没有带花来，墓前都满了。没有眼泪，漫无目标地望着前方。有时候掏出手绢来，弯腰擦掉鞋子上的尘土，紧一紧鞋带，再把手绢收起来。没有眼泪，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脸上费工夫。因为他们的脸已经上了墓碑，就在死者旁边，脸贴着脸，在一张圆形相片上。他们先把自己给打发了，然后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道墓碑上的重逢哪一天才生效呢。他们的姓名和生辰已经刻好了。巴掌那么大、光溜溜的一块空白等着他们的死期。他们在墓前没有停留多久。
他们走在鲜花簇拥的墓园小径上，墓碑和我目送着他们离去。当他们走出墓园时，许多块光溜溜的空白，对那个因为花丘而变得沉重、慵懒的夏日恋恋不舍起来。这里的夏天跟城里的不一样。墓园的夏天不喜热风。它悄悄地把天弄弯，弯得很高很高，静等着丧事的出现。城里的人说：春秋两季对老人来说比较凶险。第一波暖流和第一波寒流会将老人带走。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善于打开陷阱的要数夏天了。每一个夏日都懂得，如何将老人变成鲜花。
当身体干瘪，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萝拉写入本子。
我轻轻地呼吸，脑子里装着萝拉的句子，这样那些书里面的句子就不会失足摔倒，因为它们正站在萝拉的叶子后面。
我学会了四处游荡，走街串巷。那些乞丐、诉苦声、画十字和诅咒、赤裸的上帝和褴褛的魔鬼、残废的手和半条腿，我都熟悉。
我认识每个城区里变成疯子的人：
那个脖子上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手里永远拿着一束一模一样的枯花。好几年来，他站在干涸的喷泉旁，顺着一条街望上去，尽头是监狱。我和他搭腔，他就说：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话，她马上就来了，没准她不认识我了。
她马上就来了，他说了好些年了。他说完这句话，从街道那头走下来的有时候是一位警察，有时候是一个士兵。而他的妻子，这个全城都知道，早已离开了监狱。她躺在墓园的坟茔里。
早上七点钟，一溜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沿街而下。晚上七点又开上去。街并不朝上走，街道尽头并不比喷泉旁的广场高。可大家都这么看。或许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街朝上走，因为那里是监狱，只有警察和士兵在那边走动。
车子在喷泉边驶过，人们看到窗帘缝隙中囚犯的手指。行驶的时候听不到马达声，听不到震动和轰鸣，听不到刹车和车轮声。只有狗吠声。如此刺耳，活像轮子上的狗，每天两次从喷泉旁边驶过。
有穿高跟鞋的马，又有了轮子上的狗。
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做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说：现在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埃德加记下。我又说：我们都有叶子。埃德加说：这个不好理解。
萝拉的句子可以口述。很难用笔记录下来。我做不到。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夏屋中的那些书，内容丰富超出我的想象。我带着书来到墓园，坐在长椅上。陆续有老人走来，孤零零地来到一个墓前，过不了多久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墓。他们没有带花来，墓前都满了。没有眼泪，漫无目标地望着前方。有时候掏出手绢来，弯腰擦掉鞋子上的尘土，紧一紧鞋带，再把手绢收起来。没有眼泪，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脸上费工夫。因为他们的脸已经上了墓碑，就在死者旁边，脸贴着脸，在一张圆形相片上。他们先把自己给打发了，然后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道墓碑上的重逢哪一天才生效呢。他们的姓名和生辰已经刻好了。巴掌那么大、光溜溜的一块空白等着他们的死期。他们在墓前没有停留多久。
他们走在鲜花簇拥的墓园小径上，墓碑和我目送着他们离去。当他们走出墓园时，许多块光溜溜的空白，对那个因为花丘而变得沉重、慵懒的夏日恋恋不舍起来。这里的夏天跟城里的不一样。墓园的夏天不喜热风。它悄悄地把天弄弯，弯得很高很高，静等着丧事的出现。城里的人说：春秋两季对老人来说比较凶险。第一波暖流和第一波寒流会将老人带走。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善于打开陷阱的要数夏天了。每一个夏日都懂得，如何将老人变成鲜花。
当身体干瘪，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萝拉写入本子。
我轻轻地呼吸，脑子里装着萝拉的句子，这样那些书里面的句子就不会失足摔倒，因为它们正站在萝拉的叶子后面。
我学会了四处游荡，走街串巷。那些乞丐、诉苦声、画十字和诅咒、赤裸的上帝和褴褛的魔鬼、残废的手和半条腿，我都熟悉。
我认识每个城区里变成疯子的人：
那个脖子上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手里永远拿着一束一模一样的枯花。好几年来，他站在干涸的喷泉旁，顺着一条街望上去，尽头是监狱。我和他搭腔，他就说：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话，她马上就来了，没准她不认识我了。
她马上就来了，他说了好些年了。他说完这句话，从街道那头走下来的有时候是一位警察，有时候是一个士兵。而他的妻子，这个全城都知道，早已离开了监狱。她躺在墓园的坟茔里。
早上七点钟，一溜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沿街而下。晚上七点又开上去。街并不朝上走，街道尽头并不比喷泉旁的广场高。可大家都这么看。或许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街朝上走，因为那里是监狱，只有警察和士兵在那边走动。
车子在喷泉边驶过，人们看到窗帘缝隙中囚犯的手指。行驶的时候听不到马达声，听不到震动和轰鸣，听不到刹车和车轮声。只有狗吠声。如此刺耳，活像轮子上的狗，每天两次从喷泉旁边驶过。
有穿高跟鞋的马，又有了轮子上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