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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表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杆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耙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入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做“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做“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呷）音，而不用中古的qi（喫），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说起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nai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的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一口口吃光了？
他不相信，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浆，所有的碗里、盆里、锅里都是空的。在这个年头，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
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
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他说，他现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挖药，烧炭，当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
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而且不怪罪他，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只是两个娃崽认生，在岭上耍，天黑了还没有回来。
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
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
他浅笑了一下，摇摇头。
他说一样的，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在那边结伙而居，村名也叫“马桥”。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做“老表”。
过了两天，他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
我再没有见过他。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开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做“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落后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复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民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压字
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有成年人的喉结，留着小胡子，穿着卷了边的西装，踏着翻了头的皮鞋，身上不知何处散发出香水味，手里提一只拉链已拉不上的黑皮包。他说他就是魁元，就是马兆青最小的满崽呵，少功叔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你看你这记性哈哈哈……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记起往日的一张娃崽脸蛋，与眼下这张陌生面孔细加核对，确实找出了一两道相似的线条。我也认出了他出示的一封信，不错，是我写的，是几年前写给复查的，谈一个关于语文的问题。
他说他想念我，日夜想念着我，特地来城里找我。我很惊奇，问他怎么能找到我的家。他说哎哎哎，莫讲了，他一路找得好苦呵。一上码头他就到处打听我，问谁谁都不知道。最后问市政府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火了，问省政府在哪里，这才有一个人给他指了方向。我笑了，说你找我就找我，找市政府和省政府做什么？他说，他每年都要出来耍一两回的，武汉，广州，深圳，都耍过了。他出门是有经验的。他这样说，算是回答了我。
他没有说明白，他是否真的找了政府。但他抱怨我的电话肯定坏了，害得他怎么也打不通。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天晓得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要了一辆出租车，花了五十块钱，几乎花完了身上所剩的钱，才找到我所在的大学。看来他遇上了恶意司机，被当做冤大头宰了一刀。
当然没什么要紧，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出手总是很大方。总之，他联系了政府也打了电话坐了小汽车，做完了一个大人物该做的一切事情，才碰到我的一个熟人，由对方领着到了我家里。他说他不信找不到我，事情果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长途奔袭稳准狠直捣我家的奇迹，而且带来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后生。现在好了，到家了，他脱下外衣和手表，脱下鞋子和袜子，搓着脚趾上的汗泥，眼睛四下里溜，很惊讶我既没有真皮沙发，没有直角平面大彩电，没有彩色喷塑墙面和情调调光射灯以及镭射音响双声道卡拉OK——他对都市生活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我说镭射音响的花销太大，一张碟就要四五十块钱。他纠正我的错误，说哪止呢，一张好的碟少说也要一两百块。我说，涨价了么？他说，从来就是这样。我不服气地说，我一位朋友前两天买的就是这个价，是正版碟。他说你那不是三个D的，不是数字的，真正耍音响的人哪还要那个呵？
我不懂三D，不敢往深里谈，只好默认他的指导。
他洗完澡，穿上我的衣服，笑着说他早就知道不需要带换洗衣物。他向家里人说过的：少功叔是什么人？到了他那里，还怕没衣穿没饭吃没工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次出去，就是要仗少功叔的势……他这样说着，手已亲热地拍到了我肩上。
我把他的手打下去。
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先住下来再说吧。
我把他们送去旅馆里住下。登记的时候，我发现他现在不姓马，在身份证上的姓已经改成了胡，这才知道他爹死后，母亲养不活那么多娃崽，只好把他过继给胡家。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也送了人。
魁元在胡家上小学，上中学，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尚未“压字”，所以还不能继承财产，也无法独立门户。所谓“压字”，是一种正式入族仪式，一般在继父的葬礼后举行。族中长者唱入族者继父的名字，继祖父的名字，继曾祖父的名字……唱一切尽可能追溯得到的父名，差不多要唱完大半本族谱。这是为了让过继者承继祖业和祖德，防止他以后带着财产回归原来家族。在他们看来，“字”是神圣的，姓名是神圣的，亡人姓名更有一种神秘威力，可镇压邪魔，惩罚不孝，保佑后人。魁元说，胡家的底子不算薄，有一栋大屋，有牛又有马，只可惜老家伙寿太长，八十七岁了还下得田，去年三月间发病卧床，又咳痰又咳血的，看样子差不多了，没想到他死着死着又活过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的意思是，他至今还没有熬出头，还没压字因此也就没有胡家财产的所有权。这太令人苦恼。
因此他不能老等，得进城来另找出路。
同锅
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做“后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
知青刚下到马桥，七个人合为一户，同锅吃饭。七个姓氏七种血缘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唯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场，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功夫紧，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在这个时候，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了嘴皮，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
有一段时间，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幸福的小日子，便与尚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队上分菜油，因为油太少，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也不按人头来分，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颇有点有福同享的义道。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确证他们有两口锅，便分发了两斤油——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
他们挥霍无度地饱吃一顿油炒饭，幸福地抹着油嘴，计划再去买几口锅，等下次分油时拖保管员来看。
红花爹爹▲
罗伯是马桥的外来户，土改前一直当长工，后来当过几年村长，算是马桥的革命老干部。有人给他提过亲，被他一一拒绝。他一辈子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一个人做事，全家出汗。人们有时叫他“红花爹爹”，红花就是童身的意思。
人们后来发现，他不收亲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天生疏远女人，害怕女人，讨厌女人，碰到婆娘就尽量绕开走，凡是婆娘多的地方，绝不可能找到他的。他的鼻子灵，又古怪，总是闻到女人身上一股腥臭。他认为婆娘们打香粉，盖住身上的腥臭，就是唯一理由。尤其是春天里，尤其是三十多岁的妇人，身上散发出的腥臭总是汹涌弥漫，夹杂着一股烂丝瓜味，飘出百步之远，他鼻子一碰到这气味就晕头。要是在这种气味里呆上一阵，那更是要他的命——他必定面色发黄，额冒冷汗，说不定还要哇哇哇呕吐不止。
他还认定，正是这种腥臭败坏了他的瓜果。他屋门后有两棵桃树，每年花开得很茂盛，只是不怎么挂果，即便挂上了也一片片地烂掉。有人说这树有病。他摇摇头，说那些贼婆娘一年总要来疯几轮，我都要病了，树还当得住？
他是指两棵桃树靠近一片茶园，每年都有婆娘们去那里摘茶和笑闹，桃子不烂才是怪事。
有人不大相信他的话，想试一试他的鼻子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试一试他是否真的拒色如仇，有一次歇工时偷了他的蓑衣，献给妇女们垫坐，再归还原处，看他以后有何表现。
人们大为惊讶的是，他取蓑衣时鼻子缩了两下，立刻沉下脸：“搞下的，搞下的，哪个动了我的蓑衣？”
在场的男人们佯作不知，互相看了一眼。
“我得罪过你们么？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这些毒脔心要这样害我？”他哭丧着脸一跺脚，真来了气。
偷蓑衣者吓得赶快溜了。
罗伯丢下蓑衣，气咻咻回家去了。复查想和事，把蓑衣拿到塘边洗了洗，给老村长送去。但以后的日子里，老村长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件蓑衣，据说是一把火把它烧了。
人们再也不敢同他开这一类玩笑。请他吃饭，桌上断断乎不能有女客，近处也断断乎不能晾晒女人的衣裤。安排他出... -->>
老表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杆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耙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入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做“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做“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呷）音，而不用中古的qi（喫），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说起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nai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的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一口口吃光了？
他不相信，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浆，所有的碗里、盆里、锅里都是空的。在这个年头，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
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
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他说，他现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挖药，烧炭，当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
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而且不怪罪他，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只是两个娃崽认生，在岭上耍，天黑了还没有回来。
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
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
他浅笑了一下，摇摇头。
他说一样的，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在那边结伙而居，村名也叫“马桥”。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做“老表”。
过了两天，他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
我再没有见过他。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开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做“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落后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复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民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压字
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有成年人的喉结，留着小胡子，穿着卷了边的西装，踏着翻了头的皮鞋，身上不知何处散发出香水味，手里提一只拉链已拉不上的黑皮包。他说他就是魁元，就是马兆青最小的满崽呵，少功叔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你看你这记性哈哈哈……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记起往日的一张娃崽脸蛋，与眼下这张陌生面孔细加核对，确实找出了一两道相似的线条。我也认出了他出示的一封信，不错，是我写的，是几年前写给复查的，谈一个关于语文的问题。
他说他想念我，日夜想念着我，特地来城里找我。我很惊奇，问他怎么能找到我的家。他说哎哎哎，莫讲了，他一路找得好苦呵。一上码头他就到处打听我，问谁谁都不知道。最后问市政府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火了，问省政府在哪里，这才有一个人给他指了方向。我笑了，说你找我就找我，找市政府和省政府做什么？他说，他每年都要出来耍一两回的，武汉，广州，深圳，都耍过了。他出门是有经验的。他这样说，算是回答了我。
他没有说明白，他是否真的找了政府。但他抱怨我的电话肯定坏了，害得他怎么也打不通。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天晓得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要了一辆出租车，花了五十块钱，几乎花完了身上所剩的钱，才找到我所在的大学。看来他遇上了恶意司机，被当做冤大头宰了一刀。
当然没什么要紧，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出手总是很大方。总之，他联系了政府也打了电话坐了小汽车，做完了一个大人物该做的一切事情，才碰到我的一个熟人，由对方领着到了我家里。他说他不信找不到我，事情果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长途奔袭稳准狠直捣我家的奇迹，而且带来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后生。现在好了，到家了，他脱下外衣和手表，脱下鞋子和袜子，搓着脚趾上的汗泥，眼睛四下里溜，很惊讶我既没有真皮沙发，没有直角平面大彩电，没有彩色喷塑墙面和情调调光射灯以及镭射音响双声道卡拉OK——他对都市生活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我说镭射音响的花销太大，一张碟就要四五十块钱。他纠正我的错误，说哪止呢，一张好的碟少说也要一两百块。我说，涨价了么？他说，从来就是这样。我不服气地说，我一位朋友前两天买的就是这个价，是正版碟。他说你那不是三个D的，不是数字的，真正耍音响的人哪还要那个呵？
我不懂三D，不敢往深里谈，只好默认他的指导。
他洗完澡，穿上我的衣服，笑着说他早就知道不需要带换洗衣物。他向家里人说过的：少功叔是什么人？到了他那里，还怕没衣穿没饭吃没工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次出去，就是要仗少功叔的势……他这样说着，手已亲热地拍到了我肩上。
我把他的手打下去。
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先住下来再说吧。
我把他们送去旅馆里住下。登记的时候，我发现他现在不姓马，在身份证上的姓已经改成了胡，这才知道他爹死后，母亲养不活那么多娃崽，只好把他过继给胡家。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也送了人。
魁元在胡家上小学，上中学，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尚未“压字”，所以还不能继承财产，也无法独立门户。所谓“压字”，是一种正式入族仪式，一般在继父的葬礼后举行。族中长者唱入族者继父的名字，继祖父的名字，继曾祖父的名字……唱一切尽可能追溯得到的父名，差不多要唱完大半本族谱。这是为了让过继者承继祖业和祖德，防止他以后带着财产回归原来家族。在他们看来，“字”是神圣的，姓名是神圣的，亡人姓名更有一种神秘威力，可镇压邪魔，惩罚不孝，保佑后人。魁元说，胡家的底子不算薄，有一栋大屋，有牛又有马，只可惜老家伙寿太长，八十七岁了还下得田，去年三月间发病卧床，又咳痰又咳血的，看样子差不多了，没想到他死着死着又活过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的意思是，他至今还没有熬出头，还没压字因此也就没有胡家财产的所有权。这太令人苦恼。
因此他不能老等，得进城来另找出路。
同锅
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做“后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
知青刚下到马桥，七个人合为一户，同锅吃饭。七个姓氏七种血缘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唯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场，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功夫紧，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在这个时候，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了嘴皮，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
有一段时间，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幸福的小日子，便与尚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队上分菜油，因为油太少，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也不按人头来分，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颇有点有福同享的义道。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确证他们有两口锅，便分发了两斤油——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
他们挥霍无度地饱吃一顿油炒饭，幸福地抹着油嘴，计划再去买几口锅，等下次分油时拖保管员来看。
红花爹爹▲
罗伯是马桥的外来户，土改前一直当长工，后来当过几年村长，算是马桥的革命老干部。有人给他提过亲，被他一一拒绝。他一辈子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一个人做事，全家出汗。人们有时叫他“红花爹爹”，红花就是童身的意思。
人们后来发现，他不收亲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天生疏远女人，害怕女人，讨厌女人，碰到婆娘就尽量绕开走，凡是婆娘多的地方，绝不可能找到他的。他的鼻子灵，又古怪，总是闻到女人身上一股腥臭。他认为婆娘们打香粉，盖住身上的腥臭，就是唯一理由。尤其是春天里，尤其是三十多岁的妇人，身上散发出的腥臭总是汹涌弥漫，夹杂着一股烂丝瓜味，飘出百步之远，他鼻子一碰到这气味就晕头。要是在这种气味里呆上一阵，那更是要他的命——他必定面色发黄，额冒冷汗，说不定还要哇哇哇呕吐不止。
他还认定，正是这种腥臭败坏了他的瓜果。他屋门后有两棵桃树，每年花开得很茂盛，只是不怎么挂果，即便挂上了也一片片地烂掉。有人说这树有病。他摇摇头，说那些贼婆娘一年总要来疯几轮，我都要病了，树还当得住？
他是指两棵桃树靠近一片茶园，每年都有婆娘们去那里摘茶和笑闹，桃子不烂才是怪事。
有人不大相信他的话，想试一试他的鼻子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试一试他是否真的拒色如仇，有一次歇工时偷了他的蓑衣，献给妇女们垫坐，再归还原处，看他以后有何表现。
人们大为惊讶的是，他取蓑衣时鼻子缩了两下，立刻沉下脸：“搞下的，搞下的，哪个动了我的蓑衣？”
在场的男人们佯作不知，互相看了一眼。
“我得罪过你们么？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这些毒脔心要这样害我？”他哭丧着脸一跺脚，真来了气。
偷蓑衣者吓得赶快溜了。
罗伯丢下蓑衣，气咻咻回家去了。复查想和事，把蓑衣拿到塘边洗了洗，给老村长送去。但以后的日子里，老村长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件蓑衣，据说是一把火把它烧了。
人们再也不敢同他开这一类玩笑。请他吃饭，桌上断断乎不能有女客，近处也断断乎不能晾晒女人的衣裤。安排他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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