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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有时我们无法给予信赖。那么，只要是现在发生的事实，就都能信任吗？实际上，大人并不是在看孩子的“现状”。孩子有一天突然没学，如果他平时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那么即使今天不学，大人也会认为是例外，偶尔休息也是必要的，也不会认为他从此就不学了。
然而，大人们对那些平时就给人不爱学习的印象的孩子，很有可能就认为他以后也不再学了。大人是无法相信他那句“明天一定学”。
大人不是在看“事实”，而是在给事实“下定义”。大人觉得这个孩子不可相信，那么不管他做什么都不会相信。大人会基于这种想法去看待孩子的行动，因此，孩子的任何言行举止、都只会加强不信任感，不会往信任的方向发挥作用。
不光是在不学习、犯错等方面。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做出很多超出父母想象的事情。每遇到一个情况给它下什么样的定义，这是一种即兴行为。大人不是针对孩子的行动作出相信或不相信的判断。如果是信任，他们会找出可信任的证据；如果不信任，就会千方百计找出令人怀疑、不可信任的证据。
当信赖遭到背叛时
大人不信任孩子时，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一直是根据通常的说法提到，因为发生了某些负面事件，所以大人才会对孩子抱有不信任感；然而，不信任感具有双重含义，是无法从因果角度去看待它的。
首先，孩子是故意做出事情来让大人不相信自己的。明确地讲，就是为了吸引大人的关注。孩子希望被大人认可，也想获得来自家庭、学校等共同体的归属感。但是，当他做了建设性的行为却没有得到认可、也未能获得归属感时，就会想通过不良的言行举止来试图吸引大人的关注。
其次，也有一种情况是孩子和大人一样，也抱有不信任感。孩子一开始是不会对大人抱有不信任感的。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不相信大人的话了。这是为什么？
一个是，大人的言行不一致。孩子在大人展开正论大肆说教时，会关注大人的行动。如果大人没有做到，他就会想大人要求自己做、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没有做到。
而且，孩子知道大人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那种。但是，大人的期待，只是对于孩子的课题的期待。大人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学或不学的结果只会落在孩子身上，最后的责任也只能由孩子自己来承担，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孩子的课题。
那么，即使父母信任孩子，这只是父母单方面的期待而已。坐地铁、出租车的时候万一出事的话，这个结局只会降临在乘客身上，而孩子的信赖关系一旦发生了问题，结局也不会降临在大人身上。孩子可不希望连自己的课题都被大人左右、指手画脚。大人对孩子期待，那是大人的课题，大人的课题不可能由孩子来解决，知道这一点就好办了。然而大多数大人都误以为，插手孩子的课题就是自己的任务。
就这样，孩子一旦发现了大人的言行不一致或者大人想干涉自己的课题时，就不会直率地理解大人的话，总想去琢磨和揣摩大人背后的意图，就会变得不信任大人说的话了。
为什么需要信赖
对大人抱有不信任感的孩子，对整个世界都缺乏一种信赖感。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但凡有机会，他人就会把自己推入陷阱。这样的孩子，不会想到帮助别人、也因此而得不到任何贡献感，自然也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于是，也没有勇气去着手人生课题。
美国一所学校有一个问题班。已经先后有两位老师提出辞职。校长无奈之余，就给当年就职考试中落榜的女老师打电话，告诉她如果能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到学年末，那么第二年就会聘她为专任讲师。女教师欣然答应。
校长故意没有告诉她这个班的实情。一个月过后，校长去观摩这个班。他发现学生们仿佛变了样，努力学习。大吃一惊的校长下课后夸女教师能干，说“您辛苦了”。谁知，女教师说该感谢的应该是她，让她这样一个新人接了这么好的班。
“我没有资格被你感谢……”
“哦，您是指您故意瞒着我没说的那个小秘密吗？我上班第一天就已经发现了哦。一拉开抽屉，就发现了里面写着学生们IQ的纸条。老实说，当时压力真大。他们都这么聪明，要想带好他们，我可得加油啊。”
拉开抽屉，发现了女教师说的那张清单写着学生名字，旁边写着136、127、128等数字。校长看到这个大喊。
“这可不是什么IQ，是学生的柜子编号。”
对于这一点，心理治疗师比尔·奥汉隆（Bill O'Hanlon）说：
“不过此时为时已晚。新任班主任对学生们的看法已经成立，即他们都很优秀，而学生们为了不辜负她的期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改变想法和人生的十个法则》）
所谓信赖就是指，甚至没有什么可相信的根据时，也选择相信。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对于自己百分百完全信任的话，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背叛他呢。知道有人信赖自己，那么孩子们对这个世界、他者的看法也会因此而改变。
构筑信赖
那么，怎样才能构筑信赖呢？孩子说“明天起好好学”，大人也还是不敢相信。因为，已经听孩子讲过很多次，每次都失望而归。因此，父母也不知道孩子是否真的会学习。即便如此，如果父母100％确信孩子会学，那么也无关乎信赖不信赖了。
孩子，或许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靠自立去解决课题。很多时候，孩子的现状并非最佳。“保持原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从他们的现状出发。
EllesseFromm称，要看到一个人的真实状态，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上再无其他人可以替代他，意识到这一点，便是对他的“尊敬”（respect，拉丁语的Respicio为原语）。（《占有还是生存》To Have or to Be）信赖始于这种意义上的尊敬。问题是大人们并没有把孩子们当成是等身大的存在。要么抱着过大的期待，要么做出过低的评价。孩子就是因为这些评价而勇气受挫、失去对自己的信赖。要想帮助孩子们有勇气面对课题，首先，我们大人要学会正视（现在）孩子的“现在型”，而不是“理想型”。
先信赖再交谈
上述内容中我们谈到了有关信赖、导致不信任形成的结构、为什么有必要构筑信赖关系、该如何构筑信赖关系等。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在平常生活中不要去揣摩他人心思。信赖，并不是说没必要开口交谈的状态才是最佳的。或许说出来会产生矛盾，但是，我们提倡不要因为信赖对方就闭嘴保持沉默。相反，要用语言来交谈，这应该成为人际关系的中心，这才是产生信赖关系之第一步。不按照字面含义来接受，非要去揣摩对方的心思和心理，这种方式并不值得提倡。
看出对方的好的意图
如果能把他者视为伙伴，就会想为他者做贡献。相反，如果是敌人，定是不会想做贡献。要想不把他者视为敌人，就要在他者的言行举止中看到好的意图。
母亲很年轻就去世后，我和父亲一起生活，有一次，我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咖喱饭，父亲只吃了一口就说“别再做了”。我对父亲这句“别再做了”，认定是“太难吃了，所以别再做了”的意思，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后来我才得知父亲的真正意图。当时，我还是学生。父亲其实是想这句话。“你还是学生，要专心学习才对。不要再为给我做饭花这么多心思。”
在父亲很短的一句话中看出更多含义时，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和父亲在同一个空间就感到压抑了。这一变化，是因为我决定要改善和父亲的关系，才引起的。之前，心不想改善和父亲的关系时，父亲所有的言行举止，我都是作为不拉近关系而所需的证据来接受的。
分开课题
需要把我的课题和他人的课题分开。大人想参与孩子的课题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先来明确一下“课题”这个词的含义，然后再分析不分开课题会产生的问题点。要想判断这是谁的课题，只需考虑：某件事最终结局会降临在谁身上或某件事最终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学或不学，是谁的课题？是父母的课题还是孩子的课题？这实在是太明确不过了。当然是孩子的课题。因为，不好好学，会陷入困难的是孩子，不学习的责任，需要由孩子自己来承担。
大体上来讲，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均来自，某些人肆意参与他人课题所引起的。就像一个外人穿着鞋恣意踏进我家一样。我们在后面会谈及，和谁结婚，这是孩子的课题，而不是父母的。一旦父母反对，孩子就会感到父母穿鞋肆意踏入自己的课题，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再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信赖关系。可以明确划分课题，靠自立完成时，旁人应该信赖他可以自立完成课题，不用行动或语言去干涉他，这才是支持他自立的正确做法。
自己决定
有一次，一位学生和我搭话。说她有一段时间没上学。一问才知她休了一周。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再交谈几句后，她便透露了实情。在她没上学期间，也没有待在家里。因为她母亲认为学生应该上学，她只好每天都在家和学校中间地带闲逛耗时间。白天在公园、咖啡厅里度过，到了傍晚，若无其事地回家。就这样过了一周。
不去学校、没有上课，学业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她没有上学的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应该是由学生自己来承担。功课被落下了多少，就要补多少。但是，上学与否由她本人决定就好，不是说父母认为她不能待在家里、她就得遵从父母。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她。不上学，那么这件事的结局就要落在孩子身上，这个责任也要由孩子来承担。决定上学与否，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孩子的“课题”。
“这种事情你自己决定就好啊。”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小学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同学打来电话要我去找他玩。我问旁边的母亲：
“我可以去找他玩吗？”
母亲告诉我：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父母总是替孩子决定本应该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事，试图通过这个方式控制孩子，还不忘加上一句“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对父母的干涉行为，孩子完全可以提出抗议、并提出拒绝。
但是，前面那个大学生，当父母对她说不可以待在家里时，顺从了父母的意愿。为什么？她之所以听从，是有“目的”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不上学导致的不良后果应该由自己来承担。问题是明明决定不上学了，可因为父母命他去，只好决定硬着头皮上学。这么做是为了不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当然，要是反抗父母的话，父母的反应会很大，甚至会发怒。但是，因为父母反对，就顺从父母的意愿和决定，这是不对的。
孩子不和父母所喜欢的人结婚，父母自然会很情绪化，这是人之常情。孩子和谁结婚，这是他们自身的课题。父母即使不同意孩子的结婚，那是父母的课题，并不是孩子的。不管父母是发怒还是悲伤，都与孩子无关。
但如果此时孩子接受父母的反对意见了，往往都是因为孩子不想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将来万一如果有问题发生，那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责任推卸给父母。
听到这里，我的学生终于理解了她不用去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待、自己的课题必须由自己解决，有一天，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来找我。
我看到她满头的红发，吃惊地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把头发染了。”我回答说：“嗯，这个看到你就知道了。我问的是，你母亲应该很生气吧。”
“是啊。我妈妈大怒，还说在家的时候让我用头巾遮住头发，实在是看不下去。”
“那你怎么做的？”
“带了。不过三天后，我开始琢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于是，就取下了头巾。”
“然后呢？”
“我妈她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这件事就算得到了解决。不光是这一件，之前她和父母相处时，她想做什么，开始父母肯定会说“不可以”，作为“外在的声音”来限制她的行动。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内在的声音”。也就是说，即使父母不说什么，她也会“不可以”主动限制自己的行为。
其实这个学生患有过食症，为此而烦恼不已。的确，她虽然不想上学，但是为了不惹父母生气，顺从了父母，装作上学。但是她内心对父母的控制和支配是不以为然的，只是她不敢用语言来正面反抗。于是，就有了“过食症”。这个症状的“对象角色”就是她母亲。她内心想“至少，我的身体是自己的！即使是父母也不能控制我的体重！”其实不应该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反抗，而是用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父母自己不喜欢就好。
关于这个学生的过食症，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如前面所说，症状总是先有了某种需求，才被人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了这种需求，症状也会自然消失。如果她改变了自己，能用语言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和行动告诉父母，那么过食症就不再需要了吧。
我很同情年轻人，因为他们往往会采取不利于自己的极端方式，比如伤害自己的身体、不去上学等来反抗父母和大人。
依赖与自立
分开课题，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谁都有无法靠自立来解决课题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助和协助才是。在现实中，往往分不清到底是谁的课题，因此，就像解开缠在一起的线团一样，需要一个个分离出来，明确哪个是我的课题、哪个是你的课题。
我们需要先区分，再合作、共生。但是，既然我和他者的人格是各自独立的存在，那么我们不可能穿着鞋就闯进他者的课题领域。需要合作时，可以将其变成共同的课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设定相关步骤和程序。
不过，不能太死板和教条主义。要是任何时候都要分课题的话，有时就会发生如下问题。
有个家庭，上小学的孩子在吃饭时掉了勺子在地上。母亲正欲拾起，父亲阻止说“自己掉的，让他自己来吧”，就想让孩子自己捡起来。就这样，这家餐厅地板上连着三天都放着那个勺子。家人每次看到那个都会想很多。
“别人的课题，就一定要让他自己来做”这种想法，有时候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尴尬不舒服。看到很难自己站起来的人，向他伸手去帮他，并不会有损他的自立心。对方也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事件，从此就变得依赖别人。
人本来就不可能独自一个人活着。我们需要他人的帮助。当然不是说任何事都要向人求助。这方面要取得平衡的确较难。自立可以办到的事情，尽可能地自立完成。但是，需要他者援助时，可以大大方方提出援助。自立并不是指，万事都不向他人求助。自己能做的，自己做；自己不能做的，向他人求助，这才是正确的自立方式。
自己尽量不依赖他人。但是，当他人向自己求助时，会尽力去帮助他人。当很多人都这么想时，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得到改善。
不要“有眼力见”
这件事是我对所属的研究室人际关系毫不知情的时期发生的。有一次课堂讨论，大学院的前辈发言，我觉得他的希腊文有一处翻译错误，便指出“我觉得你那句翻错了”。整个课堂氛围立即变冷。总有人像我这样，遭到别人指责说没有“眼力见”。
然而，这是研究学问的场所，不管是谁，有了失误或错误，被指出来是理所当然的。对方是上一级的前辈，就当作没看见，不指出来，这是不对的。在职场，如果你觉得上司的想法有错，就应该指出来才是。不过很多时候人们害怕自己持反对意见会遭人嫌弃，怕遭人指责说没眼力见。
如果所有人都感觉一样的东西，都想着同一个内容，都做同样的行动；如果我们一再强调和别人保持统一调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之重要性；如果突出来的钉子一定要敲回去；久而久之，整个社会氛围都会变得不允许自由发言。这种空气一旦蔓延扩散，就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努力使人理解
如果你想让周围的人理解，就只能靠努力做到被理解。
对他人体贴、细心的行为固然好，但是它有前提，你必须准确掌握对方想要的和感知的东西。问题是，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话，很容易会出现错误。当你觉得你知道他者在想什么、感到什么时，放心吧，这种情况多半都是错误的。你要意识到自己的见解和感觉并非绝对，这才是所有行动的开始。
另外，即使对方没有开口，也应该主动去关心对方的人，往往也会认为，即使自己不开口说，也期待着别人能看懂自己，为自己做点什么。如果对方没有做到，也没能理解自己，就会失望生气。
如果他者寡言少语，我们有必要从他的言行举止中读出好的意图。但是，我们自己要尽量用语言将自己所想、意愿等传达给对方，以免引起他者误会。我们需要知道，不开口讲话，什么都传达不了。
摆脱他人的视线，获得解放
有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人视线，或害怕他人的视线。当别人告诉你“别去介意他人视线”，你自己也想努力做到这一点时，实际上你会潜意识地更加关注。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才能摆脱他人视线，获得解放。
他人视线，换句话说是“别人给自己做出的评价”。别人的评价中自然包含好评，但是我们更在意的是“坏评价”。这个“人的视线”“人的评价”该怎么去接受？
过人行横道时，有很多人说讨厌车上的人盯着自己看。的确，车上司机会看着走过人行横道的人，但不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信号灯变成了绿灯，待车辆驶过十字路口时，刚刚在眼前走过的行人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还有，经常会有人因为不擅长在人前开口，说话的途中甚至紧张地忘记该说什么。其实，这件事在他人看来并没有像你一样那么重大。你要是每次开口时都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你，那么，别人的每一个微表情和小变化在你看来都是有意针对你的。
实际上，突然忘记了下一句该怎么说而为难尴尬时，大多数人还是会耐心等待，也绝不会因此而耻笑你。
就拿刚刚我们在前面看到过的“分离课题”来看，他人怎么看我们，这是他人的课题，我们是无法左右和决定的。那是他者要做出决定的事情。
有人介意他人的视线，有人认为自己能控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有些事我们不可能强迫他人来做，即爱和尊敬。强迫他人爱自己、尊敬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为了成为值得他人爱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应的行动是可行的，然而，我们无法替他人做出决定是否爱和尊重我们。
其实他者并不是很关注
人总是所属于某一个共同体而活。然而，并非位于共同体中心。介意别人视线的人，是因为认为自己位于共同体中间，才会介意。相反，觉得自己不在共同体中心的人，是不会介意别人视线的。
借用阿德勒的话来讲，认为别人在注视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他们肯定在耻笑自己长得丑或笑话自己的失败，这种人一定是把他人当成了“敌人”，认为他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把自己推入陷阱。把他人当成伙伴的人，就会认为只要他自己有需要，他人就会随时来帮助自己。
最成为问题的是，介意别人视线的人，只关心自己，而他人根本不在他的关心范围内。在地铁上坐着的时候，有时候会犹豫要不要给前面的人让座。要是我给他让位，他却说自己还没有老到需要人让位该怎么办，就这样犹豫不决而错过了良机。其实应该抛开这些顾虑，先给对方让座。一直担心自己怎么被人说的人，说到底是因为只关心自己才会这样。
“为什么”要介意别人的视线呢
介意别人的视线，所以不愿意和他人积极接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解释说明。但是阿德勒要考察的不是其原因，而是其目的。
他们不是因为介意别人的视线，所以变得不想和人接触。他们的目的在于，不和他人接触。为实现这个目的，才会去介意别人的视线。不擅长在众人面前说话，这种情况亦然。并不是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紧张，从而导致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此时的紧张，只是他为自己在众人面前没有表现好的尴尬情况而准备的借口而已。
但是，介意他人视线的人，一旦没有任何人关注，也不会开心。想到他人对自己说一些不太好的，确实很让人不开心；但是，谁都不关注自己，又会感觉自己受人忽略和无视。介意别人视线，但是被人忽略同样又不爽，这种想法乍一看很矛盾，我们可以看得出介意别人视线的人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如何定位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并非位于共同体中心
阿德勒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被称为广场恐惧症的神经症事例，这一点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患有广场恐惧症的人认为，“他者对自己怀有敌意，而自己则成了他们的迫害目标”（《性格心理学》），出了门，他们就会觉得不安全，会变得不安紧张。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很恐怖，所以不想出门。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因为不安才不外出，而是为了不外出而选择紧张不安。
那他们为什么不想外出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外出，就不会成为关注焦点。确实，婴儿，如果没有父母保护就活不下去。听到婴儿啼哭，父母在深夜也会立即醒来。但是，等婴儿长大后，已不再是关注焦点。这就是长大成人，然而，总有一些人不管多大都不愿意变成大人。
对这种人来讲，自己不再是关注焦点后的世界是很恐怖危险的；他们觉得在那个世界，自己成了“对自己怀有敌意的他者之迫害目标”，即使走出了家门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会想方设法立即回到家中，因为在家，自己永远是关注焦点。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外部的世界和他者有多危险，而是为了不外出，才选择了如此这般看待世界和他者而已。
即使我们并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么受关注，我们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我们并不是位于共同体中心的，其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这种期待而活着的。
为了避免对方错觉
冷静思考，你就会知道，他者并不是一直都在说我们的坏话。有时候，他们也有可能在说我们的好话。可是有的人却认为他人总是在说自己坏话，这是因为他们宁愿这么想。
如果我认为某人在说我坏话，那么我就不会积极去和他建立人际关系。我会尽量躲开他，或者干脆放弃和他有任何接触或进行对话交流。面对这种情况，阿德勒关注的不是类似“因为对方说我的坏话，所以我才躲开他、没有和他接触”时的“原因”，而是“因为想避开那个人，所以想成是对方在说我的坏话”中的“目的”。
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为逃避和对方的接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决定想成是“对方在说自己的坏话”。把我们一直以为是“原因”的东西，当成是“目的”来考虑时，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大有改变。
比他人视线还要重要的是
假设，真的有人在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也对此毫无办法。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选择如何与这些人接触和相处。对方如何评价我，这是对方的课题，而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也无法改变他们所给出的评价。一直揪着不放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为它烦恼，这么做毫无意义。
当我们想要改变对方以及对方所给出的评价时，我们就会去迎合对方，试图变成他所期待的形象。
要知道去迎合他者对我们期待的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负担。而且，“他者对我们期待的形象”——这件事本身或许只是我们自己的幻想，而不是真相。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他者的期待而活着的。因此，也没必要介意别人视线，装出一副更加优秀的样子去给别人看。不用这么做，也会有人愿意接受真实的你。
倒没有必要自暴自弃，认为“没人期待我任何事”，但是却有必要摆脱“他者如何看待我”的想法。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呈现出真实的自己。
努力要变成不同于现在的自己，这种努力如果是因为介意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为了迎合他人而进行的，那么即使你通过努力达到了目的，你也会失去自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只需要尝试不再去迎合别人、放弃为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情也会因此而变得轻松快乐很多。
没有必要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比这些还要更重要的，就是对你现在正要做的事，你能说出“Yes”吗？
很多人说在工作中获得好评是必要的。的确如此。但是，此处的好评是针对工作而给出的评价，而不是上司、同事对你个人的好评。当我还是学生时代，身边有一位教授，30年没有写过一篇论文。当然，即使在当时，他这种是很罕见的。所以也对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今这个社会，我们总是被人要求尽快出成果，但并不是只要有结果就是好的。要想得到对工作的公正对待和好评，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工作过程中好好提高自己的工作实力。
如果你做的策划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肯定会遭到大家的反对。听到别人反对，说不可能会卖得好、如果卖不出去谁来负责，心里就生出害怕，只想着如何才能通过策划会议，这种做法实在不可取。
不可能和所有人处好关系
“如果我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而活，那还有谁会为我而活呢？”犹太教有这样一句教训。有的人，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喜欢我。十个人中总有一个人是不喜欢我的。其中，七个人是随时改变态度的人。
剩下的两个人，不管我做什么，都会接受。我们只需要和这“两个人”好好相处，剩下的八个人尤其是不管做什么都不喜欢我的一个人，没必要为他们而心烦。
有人想，只要把这个人改变了，那么职场就会不同。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往往会徒劳收场。职场遇到这么一个人，就需要公私分明，工作上和他合作，私底下就不用想着和他做朋友。明明是这样一个人，我还要去考虑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这本身就很可笑。你非要介意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么就只能为了博得好感而努力，那就不能算是过你自己人生了。
要想做到不怕他人视线、不介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就需要勇气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为他人而活。
摆脱过去，获得自由
我们绝对不会去回想和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的过去。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改变的话，会想起已淡忘的过去。回想起来的过去即使是相同的，对它的解释也会产生变化。有时候这种解释会截然不同，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过去本身有了变化。
有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小时候的回忆。他小时候，满大街都是散养的家狗和野狗。他母亲告诉他人跑狗就会追上来，所以遇到狗一定不要动。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一起走在街上，对面来了一条狗。其他朋友看到后撒腿就跑，但是我呢，想起了父母的那番话，一直站在原地不动。”
结果是他被那条狗咬伤了。
他的回忆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如果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
“有了这件事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
他说，走在街上就想会不会有车撞到自己，在家又会担心天上会不会掉下一架飞机，读到一则有关疾病的报道就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得了这个病。
他想说的是，小时候被狗咬的事件，导致他现在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其实不然。他是为了把这个世界看作危险的，所以才从无数个回忆中挑选了可以论证这一点的事件，而且没有继续往下回忆被咬伤之后的事情。
后来，他想起了一直都被他遗忘的后话。
“确实，我的记忆到了被狗咬伤就中断了，不过后来我又想起了一些。一个陌生的大叔用自行车带着被狗咬伤、大哭的我，去了附近的医院。”
被狗咬的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故事完全变了个性质。前面那个回忆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世界观而选出来的，后面的回忆，已经不再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听别人的话就会倒霉”观点服务，而是变成了他落入困难时被人获救了的美谈。虽不能说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危险（因为你还有可能会被狗咬伤），因为他选择了“这世上还有伙伴愿意帮助我们”的生活方式，回忆也跟着变了，可以说是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的回忆。
“回忆是否正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忆呈现出了当事人的见解和判断，即“就连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人”“即使是小时候，我也是如此看待这个世界的”。（《性格心理学》）
并不是说你现在还会做出和小时候一样的判断。正好相反。你会把现在的见解和判断投影到儿时记忆中，想借此来证明“自己在儿时也是如此”。
我在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时，从无数个回忆中只选了能够把“关系不和”的事实正当化的回忆。其中最甚的便是小学时挨父亲打的事件。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时期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记不大清楚这些究竟有没有真实存在过。知道这个事件的人，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
父亲患上认知症后，我照顾了很长时间。两个人聊天时，我们没有谈过这些事。不过，当我提到其他的事情，提到我们曾经去过什么地方等，父亲会反驳，说没有。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无凭无据，我也很难说服父亲。不免有些尴尬。如果当时还有其他人一同经历，或许还好些，但是很多都只是我们两个人经历的，因此，其中一个人说没有，就很难证明它的存在。挨打这件事，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过有与没有，对现在的我来讲，已经无所谓。因为我和父亲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我已经不需要这个回忆了。
一个人对过去的事情选择记得或忘记，往往会有一定原则。有利于现在的自己的，就会选择记住，如果不是，就会忘掉。即使是那些记得的过去，对它所赋予的含义也会不停地变化。因为想起这个过去的主体——人的“现在”一直都在变化着。
阿德勒说过他小时候的故事。（《难教育的孩子们》）当时还是5岁的阿德勒每天上学路上都会经过墓地。每次经过，他都会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
阿德勒决定摆脱这种紧张不安。有一天，当他走到墓地时，其他同学都迟到，他就把书包挂在墓地的围栏上，一个人来回踱步。开始速度很快，到后来脚步慢慢放慢，终于感觉自己完全克服了心中恐惧。
阿德勒在35岁时，遇到了当年一起上过一年级时的老同学，便和他聊起天来谈到了这个墓地。
“不知道后来那墓地怎么样了。”阿德勒这样问道。
友人却回答道：
“哪有什么墓地啊。”
这一段回忆，原来只是一段幻觉。但是，对阿德勒来说，这是一次“心的训练”。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鼓起勇气克服过困难，长大成人后，当他在现实中遇到种种困难险境时，这一段回忆着实发挥了作用。阿德勒不是为了逃避课题，而是为了直面课题而创造出了这段有关墓地的回忆。
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有时我们无法给予信赖。那么，只要是现在发生的事实，就都能信任吗？实际上，大人并不是在看孩子的“现状”。孩子有一天突然没学，如果他平时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那么即使今天不学，大人也会认为是例外，偶尔休息也是必要的，也不会认为他从此就不学了。
然而，大人们对那些平时就给人不爱学习的印象的孩子，很有可能就认为他以后也不再学了。大人是无法相信他那句“明天一定学”。
大人不是在看“事实”，而是在给事实“下定义”。大人觉得这个孩子不可相信，那么不管他做什么都不会相信。大人会基于这种想法去看待孩子的行动，因此，孩子的任何言行举止、都只会加强不信任感，不会往信任的方向发挥作用。
不光是在不学习、犯错等方面。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做出很多超出父母想象的事情。每遇到一个情况给它下什么样的定义，这是一种即兴行为。大人不是针对孩子的行动作出相信或不相信的判断。如果是信任，他们会找出可信任的证据；如果不信任，就会千方百计找出令人怀疑、不可信任的证据。
当信赖遭到背叛时
大人不信任孩子时，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一直是根据通常的说法提到，因为发生了某些负面事件，所以大人才会对孩子抱有不信任感；然而，不信任感具有双重含义，是无法从因果角度去看待它的。
首先，孩子是故意做出事情来让大人不相信自己的。明确地讲，就是为了吸引大人的关注。孩子希望被大人认可，也想获得来自家庭、学校等共同体的归属感。但是，当他做了建设性的行为却没有得到认可、也未能获得归属感时，就会想通过不良的言行举止来试图吸引大人的关注。
其次，也有一种情况是孩子和大人一样，也抱有不信任感。孩子一开始是不会对大人抱有不信任感的。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不相信大人的话了。这是为什么？
一个是，大人的言行不一致。孩子在大人展开正论大肆说教时，会关注大人的行动。如果大人没有做到，他就会想大人要求自己做、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没有做到。
而且，孩子知道大人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那种。但是，大人的期待，只是对于孩子的课题的期待。大人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学或不学的结果只会落在孩子身上，最后的责任也只能由孩子自己来承担，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孩子的课题。
那么，即使父母信任孩子，这只是父母单方面的期待而已。坐地铁、出租车的时候万一出事的话，这个结局只会降临在乘客身上，而孩子的信赖关系一旦发生了问题，结局也不会降临在大人身上。孩子可不希望连自己的课题都被大人左右、指手画脚。大人对孩子期待，那是大人的课题，大人的课题不可能由孩子来解决，知道这一点就好办了。然而大多数大人都误以为，插手孩子的课题就是自己的任务。
就这样，孩子一旦发现了大人的言行不一致或者大人想干涉自己的课题时，就不会直率地理解大人的话，总想去琢磨和揣摩大人背后的意图，就会变得不信任大人说的话了。
为什么需要信赖
对大人抱有不信任感的孩子，对整个世界都缺乏一种信赖感。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但凡有机会，他人就会把自己推入陷阱。这样的孩子，不会想到帮助别人、也因此而得不到任何贡献感，自然也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于是，也没有勇气去着手人生课题。
美国一所学校有一个问题班。已经先后有两位老师提出辞职。校长无奈之余，就给当年就职考试中落榜的女老师打电话，告诉她如果能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到学年末，那么第二年就会聘她为专任讲师。女教师欣然答应。
校长故意没有告诉她这个班的实情。一个月过后，校长去观摩这个班。他发现学生们仿佛变了样，努力学习。大吃一惊的校长下课后夸女教师能干，说“您辛苦了”。谁知，女教师说该感谢的应该是她，让她这样一个新人接了这么好的班。
“我没有资格被你感谢……”
“哦，您是指您故意瞒着我没说的那个小秘密吗？我上班第一天就已经发现了哦。一拉开抽屉，就发现了里面写着学生们IQ的纸条。老实说，当时压力真大。他们都这么聪明，要想带好他们，我可得加油啊。”
拉开抽屉，发现了女教师说的那张清单写着学生名字，旁边写着136、127、128等数字。校长看到这个大喊。
“这可不是什么IQ，是学生的柜子编号。”
对于这一点，心理治疗师比尔·奥汉隆（Bill O'Hanlon）说：
“不过此时为时已晚。新任班主任对学生们的看法已经成立，即他们都很优秀，而学生们为了不辜负她的期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改变想法和人生的十个法则》）
所谓信赖就是指，甚至没有什么可相信的根据时，也选择相信。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对于自己百分百完全信任的话，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背叛他呢。知道有人信赖自己，那么孩子们对这个世界、他者的看法也会因此而改变。
构筑信赖
那么，怎样才能构筑信赖呢？孩子说“明天起好好学”，大人也还是不敢相信。因为，已经听孩子讲过很多次，每次都失望而归。因此，父母也不知道孩子是否真的会学习。即便如此，如果父母100％确信孩子会学，那么也无关乎信赖不信赖了。
孩子，或许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靠自立去解决课题。很多时候，孩子的现状并非最佳。“保持原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从他们的现状出发。
EllesseFromm称，要看到一个人的真实状态，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上再无其他人可以替代他，意识到这一点，便是对他的“尊敬”（respect，拉丁语的Respicio为原语）。（《占有还是生存》To Have or to Be）信赖始于这种意义上的尊敬。问题是大人们并没有把孩子们当成是等身大的存在。要么抱着过大的期待，要么做出过低的评价。孩子就是因为这些评价而勇气受挫、失去对自己的信赖。要想帮助孩子们有勇气面对课题，首先，我们大人要学会正视（现在）孩子的“现在型”，而不是“理想型”。
先信赖再交谈
上述内容中我们谈到了有关信赖、导致不信任形成的结构、为什么有必要构筑信赖关系、该如何构筑信赖关系等。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在平常生活中不要去揣摩他人心思。信赖，并不是说没必要开口交谈的状态才是最佳的。或许说出来会产生矛盾，但是，我们提倡不要因为信赖对方就闭嘴保持沉默。相反，要用语言来交谈，这应该成为人际关系的中心，这才是产生信赖关系之第一步。不按照字面含义来接受，非要去揣摩对方的心思和心理，这种方式并不值得提倡。
看出对方的好的意图
如果能把他者视为伙伴，就会想为他者做贡献。相反，如果是敌人，定是不会想做贡献。要想不把他者视为敌人，就要在他者的言行举止中看到好的意图。
母亲很年轻就去世后，我和父亲一起生活，有一次，我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咖喱饭，父亲只吃了一口就说“别再做了”。我对父亲这句“别再做了”，认定是“太难吃了，所以别再做了”的意思，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后来我才得知父亲的真正意图。当时，我还是学生。父亲其实是想这句话。“你还是学生，要专心学习才对。不要再为给我做饭花这么多心思。”
在父亲很短的一句话中看出更多含义时，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和父亲在同一个空间就感到压抑了。这一变化，是因为我决定要改善和父亲的关系，才引起的。之前，心不想改善和父亲的关系时，父亲所有的言行举止，我都是作为不拉近关系而所需的证据来接受的。
分开课题
需要把我的课题和他人的课题分开。大人想参与孩子的课题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先来明确一下“课题”这个词的含义，然后再分析不分开课题会产生的问题点。要想判断这是谁的课题，只需考虑：某件事最终结局会降临在谁身上或某件事最终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学或不学，是谁的课题？是父母的课题还是孩子的课题？这实在是太明确不过了。当然是孩子的课题。因为，不好好学，会陷入困难的是孩子，不学习的责任，需要由孩子自己来承担。
大体上来讲，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均来自，某些人肆意参与他人课题所引起的。就像一个外人穿着鞋恣意踏进我家一样。我们在后面会谈及，和谁结婚，这是孩子的课题，而不是父母的。一旦父母反对，孩子就会感到父母穿鞋肆意踏入自己的课题，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再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信赖关系。可以明确划分课题，靠自立完成时，旁人应该信赖他可以自立完成课题，不用行动或语言去干涉他，这才是支持他自立的正确做法。
自己决定
有一次，一位学生和我搭话。说她有一段时间没上学。一问才知她休了一周。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再交谈几句后，她便透露了实情。在她没上学期间，也没有待在家里。因为她母亲认为学生应该上学，她只好每天都在家和学校中间地带闲逛耗时间。白天在公园、咖啡厅里度过，到了傍晚，若无其事地回家。就这样过了一周。
不去学校、没有上课，学业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她没有上学的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应该是由学生自己来承担。功课被落下了多少，就要补多少。但是，上学与否由她本人决定就好，不是说父母认为她不能待在家里、她就得遵从父母。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她。不上学，那么这件事的结局就要落在孩子身上，这个责任也要由孩子来承担。决定上学与否，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孩子的“课题”。
“这种事情你自己决定就好啊。”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小学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同学打来电话要我去找他玩。我问旁边的母亲：
“我可以去找他玩吗？”
母亲告诉我：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父母总是替孩子决定本应该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事，试图通过这个方式控制孩子，还不忘加上一句“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对父母的干涉行为，孩子完全可以提出抗议、并提出拒绝。
但是，前面那个大学生，当父母对她说不可以待在家里时，顺从了父母的意愿。为什么？她之所以听从，是有“目的”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不上学导致的不良后果应该由自己来承担。问题是明明决定不上学了，可因为父母命他去，只好决定硬着头皮上学。这么做是为了不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当然，要是反抗父母的话，父母的反应会很大，甚至会发怒。但是，因为父母反对，就顺从父母的意愿和决定，这是不对的。
孩子不和父母所喜欢的人结婚，父母自然会很情绪化，这是人之常情。孩子和谁结婚，这是他们自身的课题。父母即使不同意孩子的结婚，那是父母的课题，并不是孩子的。不管父母是发怒还是悲伤，都与孩子无关。
但如果此时孩子接受父母的反对意见了，往往都是因为孩子不想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将来万一如果有问题发生，那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责任推卸给父母。
听到这里，我的学生终于理解了她不用去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待、自己的课题必须由自己解决，有一天，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来找我。
我看到她满头的红发，吃惊地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把头发染了。”我回答说：“嗯，这个看到你就知道了。我问的是，你母亲应该很生气吧。”
“是啊。我妈妈大怒，还说在家的时候让我用头巾遮住头发，实在是看不下去。”
“那你怎么做的？”
“带了。不过三天后，我开始琢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于是，就取下了头巾。”
“然后呢？”
“我妈她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这件事就算得到了解决。不光是这一件，之前她和父母相处时，她想做什么，开始父母肯定会说“不可以”，作为“外在的声音”来限制她的行动。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内在的声音”。也就是说，即使父母不说什么，她也会“不可以”主动限制自己的行为。
其实这个学生患有过食症，为此而烦恼不已。的确，她虽然不想上学，但是为了不惹父母生气，顺从了父母，装作上学。但是她内心对父母的控制和支配是不以为然的，只是她不敢用语言来正面反抗。于是，就有了“过食症”。这个症状的“对象角色”就是她母亲。她内心想“至少，我的身体是自己的！即使是父母也不能控制我的体重！”其实不应该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反抗，而是用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父母自己不喜欢就好。
关于这个学生的过食症，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如前面所说，症状总是先有了某种需求，才被人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了这种需求，症状也会自然消失。如果她改变了自己，能用语言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和行动告诉父母，那么过食症就不再需要了吧。
我很同情年轻人，因为他们往往会采取不利于自己的极端方式，比如伤害自己的身体、不去上学等来反抗父母和大人。
依赖与自立
分开课题，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谁都有无法靠自立来解决课题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助和协助才是。在现实中，往往分不清到底是谁的课题，因此，就像解开缠在一起的线团一样，需要一个个分离出来，明确哪个是我的课题、哪个是你的课题。
我们需要先区分，再合作、共生。但是，既然我和他者的人格是各自独立的存在，那么我们不可能穿着鞋就闯进他者的课题领域。需要合作时，可以将其变成共同的课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设定相关步骤和程序。
不过，不能太死板和教条主义。要是任何时候都要分课题的话，有时就会发生如下问题。
有个家庭，上小学的孩子在吃饭时掉了勺子在地上。母亲正欲拾起，父亲阻止说“自己掉的，让他自己来吧”，就想让孩子自己捡起来。就这样，这家餐厅地板上连着三天都放着那个勺子。家人每次看到那个都会想很多。
“别人的课题，就一定要让他自己来做”这种想法，有时候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尴尬不舒服。看到很难自己站起来的人，向他伸手去帮他，并不会有损他的自立心。对方也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事件，从此就变得依赖别人。
人本来就不可能独自一个人活着。我们需要他人的帮助。当然不是说任何事都要向人求助。这方面要取得平衡的确较难。自立可以办到的事情，尽可能地自立完成。但是，需要他者援助时，可以大大方方提出援助。自立并不是指，万事都不向他人求助。自己能做的，自己做；自己不能做的，向他人求助，这才是正确的自立方式。
自己尽量不依赖他人。但是，当他人向自己求助时，会尽力去帮助他人。当很多人都这么想时，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得到改善。
不要“有眼力见”
这件事是我对所属的研究室人际关系毫不知情的时期发生的。有一次课堂讨论，大学院的前辈发言，我觉得他的希腊文有一处翻译错误，便指出“我觉得你那句翻错了”。整个课堂氛围立即变冷。总有人像我这样，遭到别人指责说没有“眼力见”。
然而，这是研究学问的场所，不管是谁，有了失误或错误，被指出来是理所当然的。对方是上一级的前辈，就当作没看见，不指出来，这是不对的。在职场，如果你觉得上司的想法有错，就应该指出来才是。不过很多时候人们害怕自己持反对意见会遭人嫌弃，怕遭人指责说没眼力见。
如果所有人都感觉一样的东西，都想着同一个内容，都做同样的行动；如果我们一再强调和别人保持统一调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之重要性；如果突出来的钉子一定要敲回去；久而久之，整个社会氛围都会变得不允许自由发言。这种空气一旦蔓延扩散，就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努力使人理解
如果你想让周围的人理解，就只能靠努力做到被理解。
对他人体贴、细心的行为固然好，但是它有前提，你必须准确掌握对方想要的和感知的东西。问题是，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话，很容易会出现错误。当你觉得你知道他者在想什么、感到什么时，放心吧，这种情况多半都是错误的。你要意识到自己的见解和感觉并非绝对，这才是所有行动的开始。
另外，即使对方没有开口，也应该主动去关心对方的人，往往也会认为，即使自己不开口说，也期待着别人能看懂自己，为自己做点什么。如果对方没有做到，也没能理解自己，就会失望生气。
如果他者寡言少语，我们有必要从他的言行举止中读出好的意图。但是，我们自己要尽量用语言将自己所想、意愿等传达给对方，以免引起他者误会。我们需要知道，不开口讲话，什么都传达不了。
摆脱他人的视线，获得解放
有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人视线，或害怕他人的视线。当别人告诉你“别去介意他人视线”，你自己也想努力做到这一点时，实际上你会潜意识地更加关注。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才能摆脱他人视线，获得解放。
他人视线，换句话说是“别人给自己做出的评价”。别人的评价中自然包含好评，但是我们更在意的是“坏评价”。这个“人的视线”“人的评价”该怎么去接受？
过人行横道时，有很多人说讨厌车上的人盯着自己看。的确，车上司机会看着走过人行横道的人，但不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信号灯变成了绿灯，待车辆驶过十字路口时，刚刚在眼前走过的行人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还有，经常会有人因为不擅长在人前开口，说话的途中甚至紧张地忘记该说什么。其实，这件事在他人看来并没有像你一样那么重大。你要是每次开口时都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你，那么，别人的每一个微表情和小变化在你看来都是有意针对你的。
实际上，突然忘记了下一句该怎么说而为难尴尬时，大多数人还是会耐心等待，也绝不会因此而耻笑你。
就拿刚刚我们在前面看到过的“分离课题”来看，他人怎么看我们，这是他人的课题，我们是无法左右和决定的。那是他者要做出决定的事情。
有人介意他人的视线，有人认为自己能控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有些事我们不可能强迫他人来做，即爱和尊敬。强迫他人爱自己、尊敬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为了成为值得他人爱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应的行动是可行的，然而，我们无法替他人做出决定是否爱和尊重我们。
其实他者并不是很关注
人总是所属于某一个共同体而活。然而，并非位于共同体中心。介意别人视线的人，是因为认为自己位于共同体中间，才会介意。相反，觉得自己不在共同体中心的人，是不会介意别人视线的。
借用阿德勒的话来讲，认为别人在注视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他们肯定在耻笑自己长得丑或笑话自己的失败，这种人一定是把他人当成了“敌人”，认为他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把自己推入陷阱。把他人当成伙伴的人，就会认为只要他自己有需要，他人就会随时来帮助自己。
最成为问题的是，介意别人视线的人，只关心自己，而他人根本不在他的关心范围内。在地铁上坐着的时候，有时候会犹豫要不要给前面的人让座。要是我给他让位，他却说自己还没有老到需要人让位该怎么办，就这样犹豫不决而错过了良机。其实应该抛开这些顾虑，先给对方让座。一直担心自己怎么被人说的人，说到底是因为只关心自己才会这样。
“为什么”要介意别人的视线呢
介意别人的视线，所以不愿意和他人积极接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解释说明。但是阿德勒要考察的不是其原因，而是其目的。
他们不是因为介意别人的视线，所以变得不想和人接触。他们的目的在于，不和他人接触。为实现这个目的，才会去介意别人的视线。不擅长在众人面前说话，这种情况亦然。并不是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紧张，从而导致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此时的紧张，只是他为自己在众人面前没有表现好的尴尬情况而准备的借口而已。
但是，介意他人视线的人，一旦没有任何人关注，也不会开心。想到他人对自己说一些不太好的，确实很让人不开心；但是，谁都不关注自己，又会感觉自己受人忽略和无视。介意别人视线，但是被人忽略同样又不爽，这种想法乍一看很矛盾，我们可以看得出介意别人视线的人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如何定位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并非位于共同体中心
阿德勒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被称为广场恐惧症的神经症事例，这一点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患有广场恐惧症的人认为，“他者对自己怀有敌意，而自己则成了他们的迫害目标”（《性格心理学》），出了门，他们就会觉得不安全，会变得不安紧张。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很恐怖，所以不想出门。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因为不安才不外出，而是为了不外出而选择紧张不安。
那他们为什么不想外出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外出，就不会成为关注焦点。确实，婴儿，如果没有父母保护就活不下去。听到婴儿啼哭，父母在深夜也会立即醒来。但是，等婴儿长大后，已不再是关注焦点。这就是长大成人，然而，总有一些人不管多大都不愿意变成大人。
对这种人来讲，自己不再是关注焦点后的世界是很恐怖危险的；他们觉得在那个世界，自己成了“对自己怀有敌意的他者之迫害目标”，即使走出了家门到了外面的世界，也会想方设法立即回到家中，因为在家，自己永远是关注焦点。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外部的世界和他者有多危险，而是为了不外出，才选择了如此这般看待世界和他者而已。
即使我们并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么受关注，我们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我们并不是位于共同体中心的，其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这种期待而活着的。
为了避免对方错觉
冷静思考，你就会知道，他者并不是一直都在说我们的坏话。有时候，他们也有可能在说我们的好话。可是有的人却认为他人总是在说自己坏话，这是因为他们宁愿这么想。
如果我认为某人在说我坏话，那么我就不会积极去和他建立人际关系。我会尽量躲开他，或者干脆放弃和他有任何接触或进行对话交流。面对这种情况，阿德勒关注的不是类似“因为对方说我的坏话，所以我才躲开他、没有和他接触”时的“原因”，而是“因为想避开那个人，所以想成是对方在说我的坏话”中的“目的”。
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为逃避和对方的接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决定想成是“对方在说自己的坏话”。把我们一直以为是“原因”的东西，当成是“目的”来考虑时，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大有改变。
比他人视线还要重要的是
假设，真的有人在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也对此毫无办法。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选择如何与这些人接触和相处。对方如何评价我，这是对方的课题，而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也无法改变他们所给出的评价。一直揪着不放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为它烦恼，这么做毫无意义。
当我们想要改变对方以及对方所给出的评价时，我们就会去迎合对方，试图变成他所期待的形象。
要知道去迎合他者对我们期待的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负担。而且，“他者对我们期待的形象”——这件事本身或许只是我们自己的幻想，而不是真相。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他者的期待而活着的。因此，也没必要介意别人视线，装出一副更加优秀的样子去给别人看。不用这么做，也会有人愿意接受真实的你。
倒没有必要自暴自弃，认为“没人期待我任何事”，但是却有必要摆脱“他者如何看待我”的想法。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呈现出真实的自己。
努力要变成不同于现在的自己，这种努力如果是因为介意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为了迎合他人而进行的，那么即使你通过努力达到了目的，你也会失去自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只需要尝试不再去迎合别人、放弃为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情也会因此而变得轻松快乐很多。
没有必要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比这些还要更重要的，就是对你现在正要做的事，你能说出“Yes”吗？
很多人说在工作中获得好评是必要的。的确如此。但是，此处的好评是针对工作而给出的评价，而不是上司、同事对你个人的好评。当我还是学生时代，身边有一位教授，30年没有写过一篇论文。当然，即使在当时，他这种是很罕见的。所以也对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今这个社会，我们总是被人要求尽快出成果，但并不是只要有结果就是好的。要想得到对工作的公正对待和好评，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工作过程中好好提高自己的工作实力。
如果你做的策划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肯定会遭到大家的反对。听到别人反对，说不可能会卖得好、如果卖不出去谁来负责，心里就生出害怕，只想着如何才能通过策划会议，这种做法实在不可取。
不可能和所有人处好关系
“如果我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而活，那还有谁会为我而活呢？”犹太教有这样一句教训。有的人，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喜欢我。十个人中总有一个人是不喜欢我的。其中，七个人是随时改变态度的人。
剩下的两个人，不管我做什么，都会接受。我们只需要和这“两个人”好好相处，剩下的八个人尤其是不管做什么都不喜欢我的一个人，没必要为他们而心烦。
有人想，只要把这个人改变了，那么职场就会不同。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往往会徒劳收场。职场遇到这么一个人，就需要公私分明，工作上和他合作，私底下就不用想着和他做朋友。明明是这样一个人，我还要去考虑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这本身就很可笑。你非要介意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么就只能为了博得好感而努力，那就不能算是过你自己人生了。
要想做到不怕他人视线、不介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就需要勇气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为他人而活。
摆脱过去，获得自由
我们绝对不会去回想和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的过去。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改变的话，会想起已淡忘的过去。回想起来的过去即使是相同的，对它的解释也会产生变化。有时候这种解释会截然不同，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过去本身有了变化。
有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小时候的回忆。他小时候，满大街都是散养的家狗和野狗。他母亲告诉他人跑狗就会追上来，所以遇到狗一定不要动。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一起走在街上，对面来了一条狗。其他朋友看到后撒腿就跑，但是我呢，想起了父母的那番话，一直站在原地不动。”
结果是他被那条狗咬伤了。
他的回忆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如果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
“有了这件事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
他说，走在街上就想会不会有车撞到自己，在家又会担心天上会不会掉下一架飞机，读到一则有关疾病的报道就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得了这个病。
他想说的是，小时候被狗咬的事件，导致他现在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其实不然。他是为了把这个世界看作危险的，所以才从无数个回忆中挑选了可以论证这一点的事件，而且没有继续往下回忆被咬伤之后的事情。
后来，他想起了一直都被他遗忘的后话。
“确实，我的记忆到了被狗咬伤就中断了，不过后来我又想起了一些。一个陌生的大叔用自行车带着被狗咬伤、大哭的我，去了附近的医院。”
被狗咬的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故事完全变了个性质。前面那个回忆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世界观而选出来的，后面的回忆，已经不再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听别人的话就会倒霉”观点服务，而是变成了他落入困难时被人获救了的美谈。虽不能说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危险（因为你还有可能会被狗咬伤），因为他选择了“这世上还有伙伴愿意帮助我们”的生活方式，回忆也跟着变了，可以说是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的回忆。
“回忆是否正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忆呈现出了当事人的见解和判断，即“就连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人”“即使是小时候，我也是如此看待这个世界的”。（《性格心理学》）
并不是说你现在还会做出和小时候一样的判断。正好相反。你会把现在的见解和判断投影到儿时记忆中，想借此来证明“自己在儿时也是如此”。
我在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时，从无数个回忆中只选了能够把“关系不和”的事实正当化的回忆。其中最甚的便是小学时挨父亲打的事件。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时期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记不大清楚这些究竟有没有真实存在过。知道这个事件的人，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
父亲患上认知症后，我照顾了很长时间。两个人聊天时，我们没有谈过这些事。不过，当我提到其他的事情，提到我们曾经去过什么地方等，父亲会反驳，说没有。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无凭无据，我也很难说服父亲。不免有些尴尬。如果当时还有其他人一同经历，或许还好些，但是很多都只是我们两个人经历的，因此，其中一个人说没有，就很难证明它的存在。挨打这件事，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过有与没有，对现在的我来讲，已经无所谓。因为我和父亲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我已经不需要这个回忆了。
一个人对过去的事情选择记得或忘记，往往会有一定原则。有利于现在的自己的，就会选择记住，如果不是，就会忘掉。即使是那些记得的过去，对它所赋予的含义也会不停地变化。因为想起这个过去的主体——人的“现在”一直都在变化着。
阿德勒说过他小时候的故事。（《难教育的孩子们》）当时还是5岁的阿德勒每天上学路上都会经过墓地。每次经过，他都会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
阿德勒决定摆脱这种紧张不安。有一天，当他走到墓地时，其他同学都迟到，他就把书包挂在墓地的围栏上，一个人来回踱步。开始速度很快，到后来脚步慢慢放慢，终于感觉自己完全克服了心中恐惧。
阿德勒在35岁时，遇到了当年一起上过一年级时的老同学，便和他聊起天来谈到了这个墓地。
“不知道后来那墓地怎么样了。”阿德勒这样问道。
友人却回答道：
“哪有什么墓地啊。”
这一段回忆，原来只是一段幻觉。但是，对阿德勒来说，这是一次“心的训练”。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鼓起勇气克服过困难，长大成人后，当他在现实中遇到种种困难险境时，这一段回忆着实发挥了作用。阿德勒不是为了逃避课题，而是为了直面课题而创造出了这段有关墓地的回忆。